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唐代道教对儒、佛的融汇之道

三教既斗争又融合是唐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唐代时,道教凭借着与皇权的结合,社会地位日高,至中唐时,道教始祖老子的社会地位被抬高到极致。这时的道教不仅在与佛教的论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已经不满足"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样一般的社会影响,而是从义理与人生哲学方面整合儒佛之学,既纳儒入道又援佛入道,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大大挤压儒家在封建意识形态中的作用空间。道教对儒学与佛教思想的吸纳与融汇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完成的:一是重玄为宗,深化道教哲理以弘道;二是纳儒入道,融摄儒家纲常以治国;三是援佛入道,汲引佛教心性论以修身。     

憨山德清的三教融合论

憨山德清从融合儒佛道的思想立场出发，以禅宗的“明心见性”说来解释儒家的学问之道，以佛教本体论和八识说来发明老庄道学之旨，又以儒家伦理思想去解释佛教教义与戒律，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三教互释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同源于一心，故“三教本来一理”、“三圣本来一体”，三圣三教之间“所同心，所异迹”，从根本上说，“孔老即佛之化身”，万流朝宗，百川一味。     

关于乾嘉学派历史贡献之我见

乾嘉学派以研经治史为主要内容,其历史贡献首先在于所研经史之成就和意义。经学的发展受不同时代政治影响而有汉学、有魏晋时期杂合老庄思想的玄学、有唐代佛教盛行而引佛入儒、发展到宋代达到顶点的理学等发展阶段。二千年来,它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奉为专制政治的最高教条、思想和理论基础。人们只有尊从不敢稍     

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对理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且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罗泽南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通过辨学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罗泽南还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     

论马一浮思想的基本特色

关于马一浮（1883--1967）思想的定位及其特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评说不一。主流的意见认为马一浮是“理学大师”或“理学家”,其中又分近程朱、近陆王、调和程朱陆王三种意见。自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新儒学思潮走向国际以来,论者大都承认马一浮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思想家,但在分析其派别归属时,则又有所谓新理学（程朱学）、新心学（陆王学）、新经学（直接孔孟）、文化哲学之分。     

郭嵩焘未刊题跋四种辑释北大核心CSSCI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中国首任外交使节、晚清著名学者郭嵩焘的未刊题跋四种:《正学编》、《御纂性理精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解》、《唐韩昌黎集》,尚未为学人所知。此四种未刊题跋揭示了郭嵩焘对先儒关于为学、性命、修身、治国、阴阳、五行等方面的理解,既能反映郭氏对先儒理学观的继承与发展,又能管窥其治学之门径,也为晚清经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不仅以朴实考经证史之成就彪炳史册,而且在思想上别创与宋明理学异趣的新义理学。从思想渊源看,乾嘉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歧异可溯及儒学内部孟、荀的分野,主于心性的孟学为理学所奉,而隆礼重学的荀学则为乾嘉学人所尊。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在意义上的共契,实为乾嘉学人建构义理体系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在心性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达情遂欲”的心性论奠基于荀子自然人性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以礼代理”说多所取资于荀子隆礼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兴复古学”观遥契于荀子重学思想。作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理论新形态,乾嘉新义理学实为契接晚清会通汉宋潮流的重要环节。     

"苏学盛于北"说再考察

"苏学盛于北"本是明清学者对北宋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的文学、艺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广泛传播情况的概括。但学界有一股倾向,认为这里的"苏学"不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哲学思想。实际上,从苏氏经学著作的刊刻、宋金文化的交流、金朝科举的主流、金朝儒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金朝晚期理学与苏氏经学在北方地区的势力比较等方面来观察,苏氏的经学及其哲学思想在北方长期不受重视,晚期虽然得到一些大儒的青睐,但同时理学也"复苏"过来,理学势力明显在苏氏经学之上。因此,那种试图把"苏学盛于北"的"学"扩大到儒家经学层面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苏学盛于北"说只适用于文学艺术层面,而不能说在儒家经学和哲学方面也可以应用。     

宋明浙东事功学与心学及其合流——兼论王学的思想来源及性质

南宋以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进入了它的转型期.这一时期里,一方面,代表中国封建中世纪后期正统思想的朱熹理学出现并逐渐确立了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两股大的具鲜明的反经学和理学倾向的革新思潮,这便是事功学与心学.事功学与心学均以浙江为主要发祥地,并一开始便在浙江形成深厚的思想与学术基础,构成南宋以后浙东学术的主流.而宋明浙东思想与学术主流的流变过程,其实也就是事功学与心学各自发展与相互融合的过程.     

王通主体思想管窥

自两汉到隋朝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一直陷入长期的分裂之中,中原政权更替不迭,统治或重视黄老思想,或推崇佛教思想,而儒家衰微,传统的中国人伦道德经历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思想界混乱的状况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完全相符,政治的状况也自然造成了经学本身的纷乱（孙昊、李静《王通与经学更新》,《江淮论坛》2003年第3期）。但是自孔子以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和奋斗,从孔孟的“仁学”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再到王通的“中道论”,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在不断完善。唐宋理学繁盛,特别是宋代程朱理学,     

儒、佛、道“三教一体”的反动本质——批判少林寺的两块碑

儒家、佛教、道教,都是中国历代反动封建统治者奴役和统治人民的重要精神支柱。魏晋南北朝以后,儒、佛、道三教就出现了合流的趋向。宋明的理学就是以儒家为主、三教合流的大杂烩。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嵩山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后期,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座深山古寺里保存了历代不少碑碣。其中像《三教圣像碑》和     

试论罗泽南对佛、老思想的批判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秉承儒家辨学卫道的传统。他对佛教、道教和道家作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佛、老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淆乱圣学、背弃人伦、破坏生活与生产等三个方面。此外,他还提出了禁绝佛、老之教的措施。     

外来文化的中国之路——禅宗：至今开着灿烂的花朵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其学说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佛儒之间为了争夺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开展了长达近千年的争论。在争论中,佛教为了争取在中国发展的机会,针对当时中国的惰况对佛教义理、修行方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推动和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大足石刻的思想背景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性,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佛教在传入之初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派从而被中国人接受的,然而由于道教与儒家的传统历史,所以佛教与政治的联姻是处于政治之外的。佛教发展的迅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     

讀《易》三札——《訟》、《師》、《謙》卦解

明代智旭以佛學思想闡釋《周易》,將《周易》引入佛教心性論一途,援佛入《易》,以《易》攝佛,儒釋匯通,《訟卦》尤具代表性,構建起了《論語》"內自訟"與《訟卦》融會貫通的橋樑。《師卦》的解釋傳統體現了王弼重事理、程頤重治統、清儒重考據的特徵,《周禮》關於"大師之禮"和"大田之禮"的記載及出土簡帛本《周易》,提供了從軍禮解讀《師卦》的新視角。唐代孔穎達對《謙卦》開創性闡釋以及唐宋諸儒對"裒多益寡"的改定和訓解,反映了唐宋更替期關於"公平"觀念的轉變,可作爲考察唐前大儒和宋代大儒思想分野的重要參照。     

韩愈谏佛的历史评说

以儒家正统代表自居的韩愈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的韩愈谏迎法门寺佛骨事件在中国佛教发展传播史上就极具典型性,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正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不仅使自佛教东传以来的各种矛盾斗争激化至最盛,而且韩愈的思想言论归纳了历史上佛教敌对势力诸宗派的反佛观点总汇。因此,这一引人注目的历史公案受到自古及今历代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纷纷从各种角度出发各抒己见予以评说,于是,诸种观点的异彩纷呈便自然而然地折射出时代思想发展的轮廓脉络。唐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     

浅论周敦颐的人性修养学说

周敦颐在儒道佛三教并存而儒学衰微的背景下,融入佛道思想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与复兴,开千年理学之先河,其中的人性修养学说在坚持儒家基本观点的前提下,也增添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集中体现在其仁义观、成圣观中。     

从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

清代今文经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关系耐人寻味。从学术脉络看,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前后有较大变动。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主今文而不废理学,兼尊意味甚浓。龚自珍、魏源长于经世,不满于理学现状,但不一味否定。戴望、王闿运、廖平则对程朱理学表现出明确的反叛倾向。康有为出入理学,援西学注《四书》,力图扬弃与改造程朱理学。今文经学家对程朱理学的看法,从求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从谋求变法到变道的历程,既说明程朱理学渐失人心,又显示出儒家传统内部蕴含自改革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