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地方亏空与钱粮蠲缓研究

清中后期,由于固化的财政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之统治者应对方策失当与吏治败坏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地方亏空不可遏制地蔓延与恶化。官僚系统无法突破既有财政体制框架,只能通过制度间的内在转化,将财政压力通过蠲缓制度疏导和转嫁。但钱粮蠲缓之宗旨却与实际效果发生背离。     

超越边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传统国家时期的边疆多被视为"地理偏远的边缘地带、拱卫核心的缓冲地带、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带、文化迥异的遥远地带"。随着近代以来领土属性的转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中国开始由模糊的、不确定的、"有边陲而无边界"的传统边疆观向以国际性条约分界定疆的现代边疆观转变。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支援边疆建设,从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到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再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有机互动为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绝佳机遇,也为边疆地区超越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边疆形象提供了时代契机。"超越边疆"便是在"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现代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基于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客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基础,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将边疆地区提升至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实现国内各地区更为紧密的联结和整合。     

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正>北宋人对本朝超迈唐代的财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效果颇为自得,称宋太宗朝岁入缗钱已"两倍于唐室矣",(4)两税收入"租增唐七倍",加上夏税,"无虑十倍",(5)又称北宋财用"十倍于汉,五倍于唐"。(6)程颐说北宋"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第一事即"百年无内乱"。那么,北宋财政能力从何而来,与国家治理之间关系如何?本文在已有专题研究基础上,拟做一综合和整体的讨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西南边疆教育的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为重视对西南边疆地区教育的规划,大力推动当地教育的发展,对促进西南边疆教育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清前期“边缺”与边疆治理述论

清代"边缺"大致包括海疆缺、烟瘴缺、沿边缺、苗疆缺四种类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西烟瘴缺之确立,可视为"边缺"正式订定的标志。"督抚题补"和"俸满优升"是"边缺"的核心制度架构。清朝以"人地相宜"为施政宗旨,量地定缺,因缺选官,形成了边疆官员选任体制中激励与恩恤并用的长效机制,体现出"朝廷所以体远臣、重边疆"的中心用意。"边缺"不仅缓解了清前期边疆"缺官"问题,还使得清朝边疆治理更具灵活性、实效性和延续性,是清代边疆职官制度创新和边疆治理深化的重要体现。     

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较重视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进行治理,曾组织较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成立若干边政机构,重视发展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教育。其治理观念与政策既有超越前代之处,也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

<正>众所周知,国家治理是指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使政府、地方、社会以及民众之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大(最优)绩效,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就北魏政权而言,财政体制变迁一方面体现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国家权力和自耕农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强化的趋势。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北魏财政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陈寅恪、陈明光、李锦绣、严耀中、逯耀东以及渡边信一郎等先生都有专门论述,无须赘言。但如果从财政体制与税收嬗变视角下考究北魏国家治理问题,学界似乎少有相关论述。因此,本文试对该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奕山与晚清边疆

奕山的一生具有相当的戏剧性。他是清道咸时期较有影响的抚绥大臣,并在数十年间保持了清帝对他的信任,成为久历边陲要地的镇抚大员,特别是他两次供职于新疆,使清帝确认奕山在羁糜外夷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从而奠定了他在清廷中的地位。但无论是在广东赔款、新疆让利,还是在黑龙江割地,可以说奕山在处理与西方列强的事宜中是有罪过的,而清帝对奕山的行径并未给予较为严厉的惩处,其重要原因是清王朝所采取的失败的边疆政策和措施,即用传统羁糜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对待西方列强的入侵。可以说,无论是清帝还是奕山,对西方国家的侵略野心以及所处的形势都是茫然无知的,奕山的失败即在于此。     

方国瑜与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一)先生字瑞臣,云南省丽江县人,纳西族,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正月十八日诞生。1922年夏,先生毕业于旧制中学,乃外出远游,1922年4月到北京,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以品学兼优见重于师友,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干事。先生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响导》周刊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相号召,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后被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干事和全国学生总会干事,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在天安门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1925年加入旅京云南学生的进步组织“新滇社”,并主办《云南》周刊,积极鼓动革命。     

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

清朝非常重视云南绿营兵的布设 ,云南绿营兵不但使清朝二度战胜了各种反清力量 ,实现了对云南的控制 ,而且还将统治范围推向边疆和山区 ,将各少数民族纳入直接统治的范围。清朝以绿营兵在云南近边地区构筑了一条漫长而严密的军事布防带 ,对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及西南边疆的稳固具有积极作用。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田赋正项始终是清代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田赋盈余则构成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它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该书讨论的田赋,既包括地丁银为主体的地丁钱粮,也包括漕粮,属于广义的概念。该书考察的时段是“后耗羡归公”时代,即雍乾之际至清末,大致在1730—1911年。     

新世纪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回顾与展望

<正>中国西南边疆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现状研究,都取得一系列新成果。鉴于"中国西南边疆"的地域范围在历史时期的盈缩、变迁,~((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组织"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专栏时又有地域的分工,本文所涉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地理范围以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为主体,兼及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部分地区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本文回顾、梳理1998—2018年中国西南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币政与政治推进

国民政府基于抗战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考量,自法币改革后,在西南边疆积极推行币政,以期实现其政治意图。一方面,基于共同目标与特定利益的考量,中央与地方当局发生多元互动的有效整合,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金融管理,将一直自成体系的西南金融圈纳入到中央金融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政治意图推进和边疆治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币政推行过程中,地方当局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呈现博弈之另态,反映其经济整合之另一侧影。     

从“滇国三印”看西汉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

"滇国相印"丰富和拓展了早前发现的"滇王之印"与"益州太守章"的价值与意义。"滇国三印"透露出西汉武帝"以滇国之地设置益州郡"之后的滇国、益州郡的重要信息,切中西汉时期"四裔藩国""初郡"等边疆治理的重要问题。印章文物与史料记载相得益彰,共证西汉王朝对滇王、滇国、益州郡的管辖与设治,既不同于内地,亦有别于其他"藩邦",具有鲜明的西南边疆区域特色。     

佛教官寺与唐代边疆治理

边州是唐前期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特殊的州级政区,也是唐代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四次诏立佛教官寺的宗教政策在广大边州地区亦得到普遍执行。诸边州设立佛教官寺的形式,可分为以容州为代表的先后取代型和以沙州为代表的同时并存型。由于佛教官寺对普通民众开放,边州官寺所承担的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功能,通过立寺、重修、宣讲、立碑、铸像、国忌行香等制度和仪式,发挥着不断塑造、强化和维系边疆官民对唐朝政治认同的作用。     

边疆治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评《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正边疆治理史是广受学者关注的一个领域,近年来推出了不少论著,说明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进步。方铁教授新著《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下简称《方略与施治》)即是其中之一,读来颇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方略与施治》共有6章:第一章"回顾与展望",回顾了相关的学术史,介绍研究方法和有关概念,并就探讨边疆治理史、土司制度、中国边疆学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二     

明代云南边区土司与西南边疆的变迁

洪武二十一年(1388)始,明政府在今云南边境以外的缅甸大部以及泰国、老挝北部设置了11个宣慰司、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6个长官司、1个土府.这些边区土司的设立将相关地区纳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拓展了中国的西南边疆.这些土司,在设置的历史条件、制度内涵、实施管理方面,均与内地土司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是导致明嘉靖以后边区土司体系崩溃、西南边疆萎缩的重要原因.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元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移民逐渐被原有民族融合,并形成新的本地民族。元代后外来移民大量进入,融合原有民族人口形成西南边疆汉族群体,其作用和地位明显增强。对于西南边疆的外来移民和西南边疆汉族及其演变发展的情形,历朝都十分重视并有程度不同的认识,并以此为制定治策的重要依据。     

清中后期华北乡村治理——以青苗会若干京控案为中心

乾嘉以降,华北乡村偷窃庄稼的事件频发,村庄普遍通过组建青苗会,雇人看青,以应对秩序危机。随着青苗会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皇帝与督抚、州县官与民众之间,围绕如何实施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展开博弈。在中央一统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的互动博弈下,清朝统治者对于青苗会的政策经历了由恐惧而试图取缔,到因难以取缔而默认接纳,再到监督合作的转变。青苗会的发展符合清代华北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趋势,以青苗会为核心的官民协同治理模式,是清中期以后华北乡村社会长期相对稳定的重要保障。     

唐代前期“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与国家治理

<正>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唐代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前期实行的"统收统支"体制,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法制规范相当齐备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后期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地方财政收支挂钩,成为真正意义的一级财政主体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前后期实行的不同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