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史研究的“后殖民转向”

正1883年,正值英帝国的扩张达到高潮的时刻,约翰·西利出版了经典著作《英格兰的扩张》,推动了英帝国史研究的出现。(4)显然,英帝国史学的产生是英帝国扩张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殖民主义辩护的一种意识形态,激励英国人担负起全球性帝国统治者的责任。(5)但是,随着英帝国的解体,英帝国史学也走向了衰落,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帝国史学已经成为历史学科中最死气沉沉的研究领域。(1)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帝国史学受到人类学、生态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及后     

近年来日本的元史研究——以“文化政策”为中心

一近来发表的论著表明 ,在日本史学界非常盛行“蒙古时代史”和“蒙古帝国史”的研究 (参看森田宪司 :《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 ,《东方学报》第 73册 ,2 0 0 1年 ,第15 8页 ;堤一昭 :《东亚 (中国———五代、宋、元 )》 ,《史学杂志》第 10 9编第 5号 ,第 2 15页 )。 2 0世纪 90年代日本学者陆续发表了元史诸领域的研究成果。近两三年来这方面论文的数量仍在逐步增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许多相关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公开为日本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尤其是碑文资料的出版 ,为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很多方便…     

从“王朝”到“帝国”的转移——西方学术范式中“历史中国”的意涵变化

正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基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相对忽视对"国家"与"帝国"的研究。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认识到"社会"无法脱离开"帝国"以及相应政治制度的影响;(2)同时随着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史和后殖民主义等各种学派对于"帝国"的关注,世界历史领域中出现了"帝国转向","历史中国"的叙事也发生相应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概念自身就具有一种"荒唐的杂乱现象"。(3)故有必要对这种学术范式的转移加以认识。     

辽代“杨皙（绩）”问题考辨

据前辈学者研究,《辽史》之"杨皙"即"杨绩",乃是一人两传。本文重点讨论《辽史.杨皙传》和《辽史.杨绩传》记载的歧异之处,如杨皙(绩)的籍贯问题,以及此人任山西路转运使、知兴中府、知涿州事和清宁以后所任诸职事的时间。最后综合上述考证结果,系统地梳理杨皙(绩)的履历。     

殖民与医学的“共谋”：殖民医疗史的认识视野

<正>西方医疗史早已成为史学领域比较成熟的专门史。与科学技术视角的传统医史不同的是,从史学视角开展的医疗史研究更注重对医疗与社会的批判和反思。英国医疗史学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的著作《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李尚仁中译)从殖民医疗史的视角揭示了现代西方医学     

“春秋”“战国”名称的来历

正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襄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范文澜没有“史谏”大跃进

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先生在《百年潮》1997年第5期发表《范文澜的"史谏"》一文,认为范文澜在1958年夏天写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四卷,1976年以后列为《中国通史》前四册)隋唐     

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

<正>王毓铨先生一再强调,在明代,王朝与编户之间是一种人身控制关系,最能直接体现这种关系的是编户向国家"纳粮当差"。他特别指出,"纳粮也是当差","配户当差"是明朝国家最本质性的特征[详见王毓铨《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等文章]。自明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入清之后,虽然"纳粮当差"的说法时有所见,但在表述一般编户向王朝国家承担的财政责任时,更常见的说法是"完纳钱粮"。这一微妙变化隐含着国     

2008日本史学界的五代宋元史研究综述

<正>2008年,学界致力于对新史料的摸索和既存史料的再探讨,东北亚、海域、士人等方面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另外,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及其后历史》(《兴亡的世界史09》,讲谈社)出版了,该书强调了蒙古游牧帝国的成立对于世界史的意义。在中国史的范围内考     

评《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

正《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文化的帝国》)是王晓德教授历经多年的精心思考与研究创作的一部近千万字的鸿篇巨著。该书以其丰厚的学术含量、精到的创新性观点、宏大的论述构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堪称一部学术精品。20世纪以来,"文化"的内涵越来越深地注入到"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之中。"文化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术语,围绕着     

国际史的方法与实践——埃雷兹·马尼拉教授访谈录

2017年4月,采访人借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对马尼拉教授进行了采访。埃雷兹·马尼拉(Erez Manela),中文名马雪松,2008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魏海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生项目主任,研究领域为国际史,涉及国际秩序、民族主义、国际卫生合作等问题。马尼拉教授是目前最负盛名的国际史学者之一,其代表作《威尔逊时刻:民族自决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国际起源》(The Wilsonian Moment: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被学界公认为是国际史,特别是研究思想"跨国旅行"的典范之作。此外,他还主编了《全球震荡:透视1970年代》(The Shock of the Global:The 1970s in Perspective)和《一战帝国》(Empires at War,1911—1923)。在本次采访中,马尼拉教授回顾了他的求学之路,选择从事历史研究的原因和写作《威尔逊时刻》的缘起,介绍了他正在研究的课题和哈佛历史学系的教学工作,讨论了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的联系与区别,最后描述了国际史未来的发展方向。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

近年来,因法、史学科的交叉融合,辛亥革命史研究新见叠出。一种意见援据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观点认为,《清帝退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以"禅让"方式实现了"主权转移",民国主权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实现;由于清帝拥有"天下共主"地位,诏书的颁布使中华帝国得以避免同期奥匈帝国似的分裂命运,促成了"五族共和",因而诏书是中华民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作用堪比《临时约法》。本文认为这种意见错漏甚多。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是对立的政治制度,法理上,两者绝无权力授受关系;事实上,中华民国系革命建国,即便是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也系民国政府授予;至于说诏书避免了分裂,更是与事实不符。从根本上讲,"主权转移"说无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乖法理,又违事实,碍难成立。     

《重广会史》钤“经筵”印考辨

<正>北宋刊《重广会史》一百卷在国内久已失传,此帙曾人藏朝鲜,后又流入日本,昭和三年(1928)由育德财团影印出版,附日文《景宋本〈重广会史〉解题》,才重传于世。是书钤有二印:卷首钤"经筵"印(图一);卷末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1101)"印(图二)。"高丽国"印易识,而"经筵"印难晓。考虑到藏章印记是时代的产物,对考定书籍的版刻年代及流传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不揣浅陋,欲将"经筵"印考个究竟,以解心中谜团。     

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南大风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国际关系史作。不仅有综合性通史作大批问世,而且一向是学科发展薄弱环节的专题研究(monograph)也层出不穷,进而从整体上大大提高了中国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在这些专题作中,时殷弘教授的《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版)、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帝国基本法”与统治的契约化——契约观念下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1500—1521)

1500-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是1495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所确立的"帝国改革"的继续。"帝国改革"实质上是权力妥协的结果,特别是作为"帝国基本法"的1519年《选举让步协议》,使得帝国皇帝的统治契约化和帝国阶层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1521年发布的"沃尔姆斯敕令"使更多的宗教因素混入"帝国改革"和帝国宪法的发展。从契约观念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状况以及其"帝国改革"。由于帝国阶层和皇帝都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这一时期的"帝国改革"并未取得较多的成果,但是通过"帝国改革",神圣罗马帝国在制度形式上具有了更多的"近代性"。     

海洋史学与“一带一路”——访杨国桢教授

中国海洋史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研究中国海洋史多年,近期出版的10卷本、300万字《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是他此前主编海洋史研究系列《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延伸,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中国海洋史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提倡的摆脱陆地史观范式,以海洋为本位研究方法,在"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更具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

<正>讲述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统治下崛起与兴盛的辉煌历史2017年4月/48.80元(平装)ISBN 9787520101370《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2010)是国际蒙古学界系统探讨蒙古的又一部新作。作者详细地回溯了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们统治下的崛起与兴盛。该书的研究重点是察合台汗国(1227~15在中亚三百五十多年的统治、与周边政权印度、中原(当时元、明朝     

三十年来辽金自然灾害研究述评

<正>自然灾害作为危害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历来受到史家关注,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算起,中国自然灾害史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起步。时至今天,自然灾害史研究日益繁荣,涌现出不少资料汇编和灾害史专著,在史料搜集与研究方法上,前贤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经验。辽金时期的自然灾害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史研究在我国的日渐勃兴,取得了长足进步。此领域除刘壮壮《二十世纪以来的辽金农牧业史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在“农业自然灾害及其应对机制”一节中有所概述外,仍缺少整体的梳理和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