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学界关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而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促成了学界对于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视,尤其是对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关注。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一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兴起是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社会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命题,吸引人们加强对相应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对当时相关问题的认识。首先,民国政府外交活动的增多和民众对外交的重视。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积极参加国际…     

从不同时期的相关史籍记载看叶淇变法

对于叶淇变法的评价问题史学界历来就争论不休,这其中固然有史料不全的因素,但更是不同历史阶段及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同一事件认识的不断深入的反应,本文拟从此着手,探究人们对于叶淇变法的认识问题。     

谈“五四”精神

一个大的运动,不仅在发生的当时人们对它毁誉不一,而且在运动过后成为历史,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也往往是很不一样的。五四运动就是如此。五四运动虽然发生在七十年前,但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仍然存在分歧。诸如“五四”是否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或“真空”,“五四”的精神是什么,等等,议论纷纷,其说不一。说起“五四”精神,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的确,这两个口号在现代中国影响很大,在现在也还需要继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化”运动对华人及其宗教文化的影响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诸多国家一样,是一个具有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这种多元异质性对于国家、社会以及对于社会中的每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会形成强烈而又深刻的影响。由于历史与现实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马来西亚无论在社会构成状况,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制及其运作上都颇具特色,尤其是华人及其文化在马来西亚所显示的特征、所占居的地位、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在东南亚乃至世界上均独树一帜。马来西亚是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种族为主体构成的多元社会①,与之相应,在政治上形成以马、华…     

隋唐墓葬出土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溯源

墓葬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与缩影。包括死者口中含币(此币名为货币,实为冥钱)在内的埋葬习俗和埋葬制度,犹如一面历史的明镜,总是强烈地、如实全面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物质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内人们的认识观念。即人们     

无可规避的文化苦旅——日本的国际化

国际化是我们所处时代的重要趋势,直接影响与制约着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历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文化立国”以来,日本的国际化之旅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和民族的文化演进轨迹与日本的国际定位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文旨在通过民族文化价值观适应超国家的世界文化体系过程中的作用的剖析,力求从客观的立场上提出对日本文化现实的某些认识,并且努力使这认识接近这一文化的某些本质方面。     

“政体”“国体”词义之嬗变与近代社会思潮之变迁

词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词义的发展演变除了语言自身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外因就是社会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变化。我们从"政体"与"国体"这两个词义的嬗变,既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程,又可以看到相继吸纳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与无产阶级政治学的情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现代汉语词汇中保存着历史发展、时代更替的大量信息,承载着民族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深刻反映着"古今中外"的复杂问题。     

时代变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一个事实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进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正如许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刻”一样,历史书写的权力运作与主观需求使得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歧见丛生,形成一条价值链。通过这条链我们发现：价值评价总是与评价者所处的时代和时代需要相联系的。     

时代变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一个事实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进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正如许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刻"一样,历史书写的权力运作与主观需求使得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歧见丛生,形成一条价值链。通过这条链我们发现:价值评价总是与评价者所处的时代和时代需要相联系的。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五四时期对新史料的接受与认识

19世纪末以来新史料的大发现 ,对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四前后是接受与认识新史料的重要时期 ,王国维等人积极利用新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并大力介绍新史料 ,使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很快认识到了新史料的价值 ,这对于五四时期史学乃至 2 0世纪史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

自杀现象是五四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从这些自杀现象中暴露出的种种社会弊端,比如社会的动荡、社会的黑暗、社会制度的缺陷、危险人生观的倡导等等,引起了五四思想家们的关注。他们对自杀现象作了多次讨论,分别从自杀的趋势和原因、自杀的道德和社会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提出了以提倡新的人生观和改造社会制度两种手段对自杀进行救济。同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使五四思想家深刻认识到新思潮中可能有危害人的思想的成分,绝对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使人们无所适从。他们明确提出反对这些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城市接管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城市接管是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时间虽然较短,但影响深远。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城市的接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奠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建政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研究中共城市接管是洞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构与施政理念的重要切入点。美国学界持续关注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内容涉及城市接管的过程、接管干部(含南下干部)以及城市接管之后的社会改造和城市变迁等。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美国学界的关注点亦有所不同。近些年来美国学界相关的研究议题越来越细化,关注点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社会结构和城市生活变迁,而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韩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研究--以陈独秀思想为主的考察

本文旨在帮助中国学者了解韩国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状况.韩国学者一般分三个时期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第一,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期;第二,新文化运动初期;第三,新文化运动展开期.他们根据每个时期不同的思想给予不同的评价.韩国学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每个时期的思想,使用了更详细的几个认识范畴:第一时期使用了反帝反封建运动、民族产业的发展与民众意识的成长以及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第二时期使用了进化论思想、民主主义与科学;第三时期使用了批判儒家思想、反对孔教运动和文学革命.一般而言,他们大多用儒教批判、孔教批判、偶像破坏论、进化论、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可以给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陈独秀“非孔批儒”说之检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陈独秀关于孔子及儒学的诸多论断,成为构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话语体系的重要支点。陈独秀的"非孔批儒"主要从政治、学术、伦理三个维度展开。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对孔子及儒学完全否定,他的"非孔批儒"体现出变易发展的文化观。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边际性人格"。要获得上述认识,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     

美国进步运动研究评述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国外主要是美国学界关于进步运动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专题研究、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步运动研究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在跨国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构成进步运动的主体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运动是由复杂多样的改革运动组成的,得到不同的变革力量的倡导与支持。作为改革的进步派不能简单地以阶级或阶层划线,他们因不同的问题忽而协同作战,转而又互为敌寇或各自为战。尽管进步运动具有多样性,但并不排斥其一致性或共性的存在。从进步运动的目标与内容看,它是一场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而作为支持进步运动的意识形态,即进步主义,究其实质,是属于自由主义范畴的。作为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变革运动,进步运动奠定了现代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基础。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全国各地出版的大量刊物都介绍马克思主义,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与五四运动本身有重要关系。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巴黎和会进一步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本性,五四运动期间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使一些知识分子坚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人”的观念的近代转型

"人"的观念的现代转型是全世界思想家数百年的研究主题,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从人性善,即人与至善本体(仁、天理之类)同体共在出发,在抽象的意义上把人提到万物之灵的高度,但倡言去除人的天然欲望和政治权利,造成对人的千年桎梏。由西方发源的现代人论则把物欲满足、政治权利、思想自由视为人的根本自由。在中国近代,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领导人始公开承认人的私利的合理性,倡导人的解放。但他们未能把人的解放置于理性范围,最终放弃了初衷。新文化运动激进人士在更广泛的层面提倡人的解放,也讨论了人的私欲与社会亲和的关系问题,但因时间太短和过分强调精神解放,思想的局限性仍十分明显。五四以后,大多数启蒙者转入政治革命道路,国民党大倡文化回归,少数思想家继续人的解放的讨论,但对问题的思想源头缺乏探讨,研究未能深入下去。中国近代以来"人"的观念的转型探索任务远未完成。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整个20世纪,人们据以言说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4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50-60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再至90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大体可以看作指导义和团评价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21世纪初叶,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问题的覆盖之下,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     

试析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变革思潮

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经济状况是产生变革思想的基础,而接受新思想影响的军政人士和一大批青年学习是传播和实践变革思潮的主体,少年贵州会和学联贵州支会的活动则集中表现了这一时期贵州社会的变革思潮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