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宪法会议的困境与破解尝试(1916-1917)

护国运动后,宪法会议在国人期待中召开,却因党争激烈,久议而不能决,制宪工作陷入困境。对此,章士钊再提"调和立国"之法,希望以此破解制宪僵局。"调和"逐渐成为制宪的主流思想主张,为大多数议员接纳,并促成"孔教入宪"等诸多争议问题的解决。然而,该主张却始终无法解决"省制入宪"和"解散权与不信任决议权"等问题,导致宪法会议停滞,国会也因此被再次解散。宪法会议失败的原因在于各党派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民利益之上,破坏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共识难以形成,宪法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民国初年袁世凯与国会制宪权之争

制宪权即制定宪法之力,是创造法秩序的权力,制宪权的真正意义在于,全体国民中能作出政治决断的选民应亲自或通过其直接的特别代表,参与宪法的制定。民国初年,袁世凯和国会在制宪权问题上激烈争斗,其实质是为通过制定宪法性文件,以达到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中扩大自身全力,维护自身利益,抑制打压对手。然而,作为国家权力之上之权力,制宪权理应属于国民全体,民国制宪者没有看到这一点。在之后的制宪过程中,各种登上政治舞台的军阀制定的宪法都粉墨登场过,但随之又被新的宪法所取代。制宪权成为了政治势力角逐的对象,制定出的宪法成了军阀政权合法性的遮羞布。     

凯瑟琳,为美国宪法作传

美国的法律一直是很多人研究的对象,其中,美国法律的基础——宪法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2013年5月,美国著名女传记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一书中文版面世,为正在努力重塑法治精神的中国读者再现了美国宪法制定的历史真相。对制宪会议,美国历史学家们持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当时大会"保守"得吓人,完全是利益集团为自己巩固利益;另一派认为大会代表是充满信念和热情的人,急于建立一个为人民所接受     

共和国宪法变迁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正>宪法学界多年来一直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如果对宪法变迁过程作细致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只制定了一部宪法,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只是修宪,没有制宪,现     

华盛顿与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自那以后,“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制,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文章认为,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不仅在独立战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起了特殊的作用。他是制定宪法的热心推动者、制宪会议的积极主持者,又是宪法中共和原则的坚持者和忠实执行者。文章还着重探讨了华盛顿积极推行制宪的经济动因和政治动因,并指出:1787年美国宪法虽然有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进步作用,但本质上,它是美国资产阶级和种植场主为维护本阶级利益、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统治的根本大法。     

论法国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的宪法

近代法国宪法之多,在欧美各国是独一无二的,常被称为“宪政的实验场”。仅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先后颁行过七部宪法,平均不到四年就有一部新宪法问世。在这些宪法中,包含着丰富的制宪思想,充满资产阶级除旧布新的开拓精神,显示出与英、美宪法的不同特征,在欧美各国宪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这一时期法国宪法的剖析,有助于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过程及其实质的认识。     

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宪法译文的意见

李道揆同志所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一书是我国美国学研究的佼佼之作。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重译了美国宪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宪法原意,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严谨的治学作风。但该书关于宪法第二条第一款中的一处译文似与宪法原意不符,故斗胆提出,望     

美国排华隐喻话语的认知批评分析

论文利用认知隐喻理论,对美国排华运动期间排华话语中的主要隐喻以及隐喻话语的政策后果进行了分析。认知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只是一种修辞现象,其背后还有着深刻的心理认知动因。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明显有悖于其《独立宣言》精神和宪法原则。这种悖论的形成固然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文化动因,然而,围绕华人不可能真正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排华话语——特别是其中用于构建华人负面形象的隐喻以及美国如何有效应对华人移民的相关隐喻,对于美国民众以及国会议员所产生的劝服效应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954年宪法是怎么来的——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对中国政治的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这次制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精英协商的政治体系从此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在迈向全能主义政治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制宪的过程与问题的提出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前夕,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     

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道德与政治：19世纪30年代美国废奴运动的起源和特征

美国历史上的废奴主义者身处福音派宗教复兴的时代,深受宗教思想影响,其观念和话语具有鲜明的道德特征。18世纪末以来,黑人废奴主义者的持续抗争,为废奴运动提供了政治话语和抗争意识。在此基础之上,废奴主义者充分调用基督教思想和“自由、平等、权利”等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构建出一套以“道德—权利”为核心的反奴隶制理念和话语。他们还尝试发动“人民”,通过塑造公众意见来切断美国政治体制对奴隶制的保护。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已经成为一种无比强大的全国性政治权势。从这样的历史语境来看,废奴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抗争运动。废奴主义者不是单纯的道德改革家或政治行动者,而是试图联合道德和政治的力量,打破奴隶制政治权势对全国政治的控制,以最终消除奴隶制。这种兼具道德感召力和政治策略的理念和话语,是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运动发展的重要动力。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A Rose for Emily

意识流派作家,福克纳的巧妙叙事手法充分体现在其作品《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本文从叙事时间,叙事话语和人称三个方面解读作品的叙事特征。     

抗战胜利后民社党人与中国宪政制度的建立

抗战胜利后,民社党人追求和平民主,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制度。为此,他们在参加制宪国大前后,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努力阻止内战的爆发和进行。他们批评国民党坚持采用的《五五宪草》,是以贯彻孙中山提出的五院分权制度为名建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们所草拟的改良的宪法草案,吸收了各党派的意见,成为1946年底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底稿,这是他们对中国宪政制度的极大贡献。在《中华民国宪法》中,作为人民代议机构的立法院权力较大,能代表人民对于掌握行政权的总统和行政院进行比较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与总统并立的国家权力机构,且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的权力基本上保持独立。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是一部民主宪法,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实践意义。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形成新的问题意识,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对其适用性问题的深刻质疑与反思。     

宪法本体论的解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更多的是从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效力方面来明确的。全面认识宪法,还应包括更多的内容:宪法是法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授权政府的一份授权委托书,因而,宪法既是控制公共权力的控权法,同时又是保护人民权利的保权法;宪法是国家活动的总章程,因而,宪法明确了国家的组织原则和管理方式;宪法调整的是国家的重大社会关系,因而宪法在内容上有别于其他普通法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而制宪和修宪的程序比普通法律严格。     

“美国宪法史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1月29—30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与政经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美国宪法史研究的新视野:史学与法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近三十所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机构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四十余篇,议题涉及美国早期宪政史、美国宪政与国家构建、联邦最高法院与美国宪法解释、第14宪法修正案与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与法国1791年宪法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为法国国民制宪议会的代表们所信奉,所以该学说直接影响了法国1791年宪法的制定。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1791年宪法没有完全遵循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原则,以致该宪法迅速走向了终结。     

点艺成金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总裁

2007年12月底,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首个演出季拉开帷幕。很多人为此担心,国家大剧院的运营是否将会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艺术与商业如何完美融合?美国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总裁迈克尔·M·凯撒就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作为艺术运作领域的顶尖高手,凯撒用巨大的商业成功告诉世人,艺术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硬实力"。     

浅析胡适参加1946年制宪国大的原因

1946年年底,胡适参加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召开的制宪国大。胡适参加国大的原因,缘于蒋介石与国民党做出实行民主的姿态,希望制宪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以及胡适对中共革命的戒备。然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只是将宪法视为工具,并无真正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意图。胡适参加1946年制宪国大实际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隐性介体”视野下的旅游地空间生产与形象建构话语——以龙胜金坑大寨红瑶梯田为例

选择龙胜金坑大寨梯田作为案例地,引用"隐性介体"这一概念统摄本文的四个研究对象:摄影家、旅游规划机构、旅游经营公司、政府,发现四者分别主要运用独立性旅游话语、专业性旅游话语、商业性旅游话语和消费性旅游话语建构金坑梯田的旅游形象,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同时也表现为各"隐性介体"诸空间利益诉求下的梯田多维空间生产过程,最终金坑大寨梯田由最初的"稻作空间系统"被生产为"摄影天堂"、"经典案例地"、"旅游胜地"和"政治高地"四种空间形态。最后文章从"东道主-游客"互动的角度讨论了这种形象建构可能对旅游地产生的两类问题以及应用旅游人类学"主体-介体-客体"三段式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