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史

在中国 ,“通史”是一个常用且易解的词。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史、世界史的书常题名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而英国人写关于世界史或英国史的书就叫“世界史”或“英国史” ,其中并无一个“通”字。西方语言里有好几个看来与“通史”相近的词 ,但其真实含义并非“通史”。西方的普世史传统来自古希腊 ,据柯林武德分析 ,这种传统与“实质主义”思想有关。中国的通史传统来自先秦诸子的富有历史倾向的思想 ,这种思想恰好是反实质主义的。中国的“通史”精神就在于通古今之变     

马克思主义,还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评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

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以下简称《通史》),集苏修史学界大国沙文主义观点之大成。但苏联历史学家却对这部《通史》大加吹捧,说它“是一部贯穿了所有民族精神的真正全人类的历史”①,“确立了所有民族的完全平等的原则,令人信服地揭穿了殖民主义”,②,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籍”(《世界通史》俄文版,第一卷,第一页)。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通史》不但没有揭穿沙皇政府的殖民主义,而且竭力为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和侵略政策辩护。     

说“通”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及其后世受封“史通子”以来,中国史学史上著述通史及以“通”命名史籍者就多起来了,以古代史学而言,编著通史者有梁武帝、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等;“通”命史者有《通史》、《史通》、《通典》、《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史通义》,等等。而在司马迁之前,《世本》、《竹书纪年》等也是通古今,只是未以“通”命名而已。近代以来,著述通史者更是继踵出现。看来,中国史学有个通古今的古老传统。故章学诚有“通史家风”之说。白寿彝先生很重视这个传统,既著文评论又身体力行。今值白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及八十寿辰之际,我想试谈多年来面聆先生教言的一点心得及研究“通”的传统的肤浅体会,借以祝福先生寿高泽长,并祈教正。     

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

正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遗产和史学家之深刻的思想等因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通史家风”即是优良传统之一。“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     

金毓黻论通史编纂

金毓黻指出,现代通史应概括地叙述历史发展进程,贵在脉络贯通而简要有序,通古今之变为其必具之要义。因而,在历史分期上不能机械地模仿西史,在撰述方法上应以鸟瞰式为主、虫蛀式为辅。此外,还需恰当地处理与专史的关系,通史应以求通为目标,具体详尽的记述则由专史承担,二者各司其职。金毓黻认为,周谷城《中国通史》以鸟瞰式方法观察中国历史,最得通史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所创之通史体例以简驭繁,近乎现代通史之要求,而梁启超试图合通史、专史于一体,这是其通史撰述难以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金毓黻有关通史编纂的认识,既是对20世纪前期史家通史撰述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其理想中通史的期待与规范。     

《史通·疑古·惑经》书后

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是他对《尚书》、《春秋》的史学价值所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却触怒了儒学经师,群起而攻之。自唐末柳璨别有用心地撰《史通析微》十卷。说刘知几评“汤之德为伪迹,说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之不臣,褒武庚以殉节”,甚至“弹劾仲尼”,遂痛斥刘氏“妄诬圣哲”（转引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宋孙何复有《驳史通》之作,宋室南渡之初,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艺文略》中,竟著录《史通》于正史类通史目中,而“博学如朱熹犹以未见《史通》为恨”（张之象刊史通序）,具见自宋元以降,此书淹没不彰,为时已久。自明嘉靖以后,虽渐有刻本流传,其中以清乾隆初浦起龙《通释》传世较广且久,而浦氏于此两篇,既曲说《疑古》为“读史寄愤”,并谓其揭陈《尚书》之失,是“浮翳障日,日岂陨明”。而于《惑经》之五虚美,竟怒其“公然指斥（指孔子）,罔知忌惮”（均见浦氏《通释》按语）。至纪昀作《史通削繁》遂削去《疑古》全篇及《惑经》篇中之五虚美部分,盖以其离经叛道也。今人又多盛誉其对儒家经典之“叛逆精神”,其毁誉虽有天壤之隔,然皆未能深知刘氏论史贵在直书,以征实传信。他在这两篇中,既疑《尚书》、《论语》轻事重言,其书缺略,不足以传信。又惑于《春秋》重名,势难征实。     

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

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浩若烟海的历代史籍中,司马迁首创“记传表志”体例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后,司马光“因丘明(《左传》作者)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作者)简要之文”,消纳《十七史》于一编,修成了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凡二百九十四卷,始战国而终五代,包括时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按照时代的顺序贯串起来叙述,弥补了《史记》后千年无通史的空白。这两部通史可称为我国史学著作中两颗光芒四射的巨星。     

单卷本英国史之佳作──《牛津英国通史》简介

单卷本英国史之佳作──《牛津英国通史》简介常绍民《牛津英国通史》是主要以英国读者为对象的一部英国史,由肯尼斯·０·摩根等十位专业历史学家通力合作写成。中译本由王觉非先生翻译,新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一部通史,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博”。所谓博,一是指它...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青铜器古代中国文献认为,中国当然从历史一开始就使用青铜器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便懂得青铜器的使用。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枚之金,铸九鼎。”古人把青铜称作“金”,而不是“青铜。”     

《史学研究大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访谈录》

该书是《恰白作品与学术思想研究丛书》的第9种。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被誉为藏族思想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学术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一书中。据专家介绍．此次《访谈录》最大亮点在于,收集整理了最近恰白先生在西藏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观点．对《西藏简明通史》中没有提及的“自古以来”说、“汉藏同源”说和所谓“大藏区“的来龙去脉作了补充。     

《中国东北史》(第一卷)读后

佟冬主编、丛佩远为副主编的《中国东北史》第一卷,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集体撰写的多卷本东北通史专著的第一卷。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东北三省计划撰写同类大型东北史者不止一家,而此书首先告成问世,不仅令人欣喜,亦且令人敬佩。作者在《前言》中很谦虚地说:“不揣谫陋先将第一卷付印,目的是为了能在更广泛范围内听取批评指正,以改进二、三卷的写作;希望能够激起波澜,推动争鸣,促进东北通史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扩;并以本书做为铺路石子,期待着其他研究者新的更成熟的东北通史著作的出版。”我为作者这种热诚之心而深深感动,所以也不揣谫陋谈几点读后的看法,希望能在“激起波澜,推动争鸣”方面尽一点力。     

读《成都通史·元明时期》

素号“天府之国”、“一片真土”的成都,自古至今皆为西南重镇,其历史与文化深受重视,相关著作很多。近得《成都通史》,即为关于成都的最新著作,是书为成都社科学院的一项新的科研成果。展读其卷五《元明时期》（陈世松、李映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床·枕头·帐·汤婆子

床从古至今,床是极为常见的用具。“床”这个字,也很早就出现在古籍中,“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诗经·干斯》);“或息偃在床”(《诗经·北山》)。《孟子》中,亦记载舜坐在床边弹琴的故事。但是,古床和后来的床,在用途上是有区别的。古床,称之为可坐可卧之具,“床之制略同于几而庳(低)于几,可坐。故曰安身之几坐”(《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释器》说:“几长五尺,高尺二寸,广二尺,马融以为长三尺。”《陔余丛考》说得更明白:“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具,其名乃谓之床,又谓之榻。”古床一般都比较矮小,床上可搁小几,用以读书写字,也可用餐。…     

读《史记·孟荀列传》

《孟荀列传》历来被认为是《史记》中疑义较多之文。第一,以“孟荀”名篇而孟荀事迹极简略;第二,《自序》所述作意为“猎儒墨之异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事兴衰”,孟轲是儒家嫡宗,被尊为“亚圣”,荀卿以“大儒”自负,韩愈亦以为“大纯而小疵”,何以列之于“儒墨之异文”?第三,《自序》“明礼之统纪”为要旨,篇首于“利诚乱之始”发无限感慨,而篇中甚少谈及“礼义”及“兴衰”者,是原作即疏漏或传写有讹脱?衡之以一般文章常规,这些问题也都切中要害。但是,天下文章本无常法常轨,唯以达情抒旨为上。其见愈深,其旨愈远,则其文愈“微而显,续而绝,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孟荀列传》正是这种文章,“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见以究其大旨之所归乎?”（引自吕祖谦《大事记》）欲究《孟荀列传》之大旨,必须先明确司马迁的身世和思想观点上的一些特征。第一,司马迁不仅有深厚的民族自豪感,而且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世序天地……喜生谈、谈生太史公”。《太史公自序》一开始就以峥嵘之笔叙述了时历千祀“世序天地”的家谱。紧接着又以顺流之势写其父司马谈“无忝     

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穿越时光僻

2013年8月16日，恰白一次旦平措因病医治无效，在拉萨逝世。恰白一次旦平措先生被公认为西藏新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89年完成（（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藏学研究珠峰奖”等。     

“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在古今之变与王朝正统之间

正讨论“通史家风”,离不开对“断代为史”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是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84页),而且是因为“通史”和“断代”在著史宗旨和思想观念方面既有对立和矛盾,又有统一和包容,涉及中国传统史学诸多本质性问题,理应深入探讨。     

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兼介绍西方学者对“早期近代世界”的一种诠释

已故吴于廑先生在1978年首次提出重新思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世界通史编纂,主张摒弃以“剑桥三史”和前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而用以世界为一全局的宏观视野来认识历史,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新的世界通史①。从那时至今,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其间吴先生关于整     

读《通鉴》魏晋南北朝各卷

清代学者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因为“《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可惜,以往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多以为《通鉴》成书较晚,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部分,下距宋代已数百年,不能起史料书的作用,主要拿它当“通史”读。实际上,《通鉴》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史料价值是不应低估的。 (一) 《四库全书总目》说《资治通鉴》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之“绝     

中国边疆研究的汇总创新之作——《中国边疆经略史》评述

2000年10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先生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该书是“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的第一部,其余各部：《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海疆通史》也将陆续出版面世。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会促进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也是中国边疆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文明·中国古文明·周秦汉唐文明

提起“文明”,不免要涉及“文化”。这二者在英语中甚至是用一个词“civilization”来表示的,可见它们关系之密切。我国当代一些权威性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有关“文明”的释义,均列有“文明”即“文化”的义项。这表明,“文明”与“文化”不仅关系密切,而自具有等同的性质。因此阐释“文明”,有必要先从“文化”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