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封赠”制度考论

封赠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体系中一项重要内容,但在今天的史学研究领域却处于边缘的位置,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就概念的基本内涵而言,封、赠间不同的区分方法,昭示了不同层面封赠概念的存在。对制度起点的追寻与认知,反映并影响着人们对于封赠制度的看待方式;时人说法与作法之间的错位,则导致了后人对于封赠制度理解的偏差。     

北京地区辽金纪年遗址出土定窑瓷器

通过对北京地区辽代和金代纪年遗址出土的定窑瓷器进行分类研究,可知定窑瓷器是辽南京和金中都消费的重要瓷器品种。其中辽代有一些专门用于佛教寺院塔基供养的优质定窑瓷器,反映了当时佛教的盛行。金代大定以后是定窑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定窑瓷器成为金中都文人、品官乃至皇室等不同阶层使用的较为普遍的瓷器品种。     

清代诰命──兼谈傅森之祖父母诰命

诰敕命文书原是魏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授给官员本人,或封赠到了宋代除授给官员本身外,还授与其先祖,生者为封,死者为赠）官员的先祖、妻室的一种文书,名之为“告身”,相当于现代官员的委任书。到了明代洪武五年（1372）参照唐宋时期的“告身”,实行诰敕命文书制度,清沿明制直至其覆亡而终结。清朝规定,几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其世爵承袭罔替者,发给诰命。敕封外藩,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其世爵有袭次者,发给敕命。对诰敕命的封赠范围：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封赠两代;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八品九品只封本身。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批…     

金代皇位继承制度试探

金代皇位继承制度试探董四礼金代皇位继承制度是金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带有女真族旧俗制度的特点,又与中原王朝的继承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其发展和演变对金代百多年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探讨,谬误之处,识者指正。一、金建国前女真族的继...     

怎么称呼祖宗十八代

祖宗十八代是指自己上下九代的宗族成员。上按次序称谓：生己者为父母,父之父为祖,祖父之父为曾祖,曾祖之父为高祖,高祖之父为天祖,天祖之父为烈祖,烈祖之父为太祖,太祖之父为远祖,远祖之父为鼻祖。即：父、祖、曾、高、天、烈、太、远、鼻。书中说：因人怀胎,鼻先受形,故鼻祖为始祖。     

祖宗十八代怎么称呼

祖宗十八代是指自己上下九代的宗族成员。上按次序称谓:生己者为父母,父之父为祖,祖父之父为曾祖,曾祖之父为高祖,高祖之父为天祖,天祖之父为烈祖,烈祖之父为太祖,太祖之父为远祖,远祖之父为鼻祖。即:父、祖、曾、高、天、烈、太、远、鼻。书中说:因人怀胎,鼻先受形,故鼻祖为始祖。下按次序称谓:父之子为子,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     

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

大河口墓地出土叔骨父簋铭文关乎西周宗法制度和祭祀制度,内容重要。大河口墓地出土铭文显示,霸国国君不称"侯",故叔骨父簋铭之"侯"应非霸国国君。叔骨父为侯之子(或弟),不能继统为君,须别立宗庙,故侯为叔骨父另立宗庙,此为叔骨父簋铭文的制度背景。簋铭"侯休作叔骨父庙"可与《礼记》"别子为祖"对读。,即餉,实即竈祭。叔骨父簋所记祭行于新成之宗庙,与竈祭祈食、主生养的特征吻合。叔骨父为卿大夫,卿大夫祭竈与《白虎通》所记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的祭祀制度相合,知《白虎通》所记为西周制度,而《礼记·祭法》所谓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的祭祀制度应非西周礼制。     

试论金代汉族家庭教育方式

金代汉族家庭教育包括长者亲授和延师友至家两种主要方式,其中同辈间生活中潜移默化影响,学习上彼此相互激励亦属于教育积极举措之一。这些方式中的施教者将家庭成员父祖、叔伯、外氏姻亲都囊括其中,寡母对孤子教育亦尤为突出。金代汉族家庭中,同辈间这种自然年龄相近、人为辈分地位等同的教育学习以及家训、延师友至家等教育方式的存在,更完善了金代汉族家庭长者亲授教育方式,强化了这一教育方式所带来的效果。     

金代屯田制度初探

屯田制度是金代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受金代女真族本身历史发展特点的影响,金代的屯田制度与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它在金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虽然有些论著中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论述,但尚无专文进行全面研究。本文拟对金代屯田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全过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师友。一金代屯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金代的屯田制度是由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发展来的。《金史·兵志》中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     

金代货币制度与政策研究综述

正金代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金代货币制度与政策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分"界分"交钞的印行和法定银币的流通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创举,金代货币体系和通货膨胀等相关问题,长期以来为史学界密切关注,相关记载在金代及以后的文献史料、文人笔记、文集和碑刻中均有涉及。广义的金代货币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货币本身的研     

论拓跋族尚武习俗之衰退——以北魏后期宗室担任禁卫武职为例

禁军是北魏后期重要的军政机关,其人事任命关乎职能功效的发挥。身为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元姓宗室一如既往是禁军首选的对象。宗室凭借父祖官爵的高低和血亲服属的远近获取对应级别的禁卫职位。随着胡人汉化及士族化进程的推进,世资雄厚的宗室上层仕宦崇尚清流,罕有以禁卫武职释褐者,这与北魏前期形成鲜明对比。前身为宗子羽林的宗士对于家境寒素的宗室下层还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宗室历经家族制改造,服内近属和出服疏宗的势力在禁军中互为消长,既是王朝宗室政策的缩影,亦堪称洛阳政局的晴雨表。     

高安市博物馆藏两道敕命考

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藏有清嘉庆十四年(1809)颁赐的两道敕命,其一为封赠傅作求之祖父母,其二为封赠傅作求之父母。据考证,傅作求为嘉庆六年(1801)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其祖父母、父母是在去世后因推恩而受封赠的。这两道敕命反映出清代封赠制度之森严等级与虚荣性,所谓封赠,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笼络臣子为其效忠的御用工具。     

山西金代建筑的建筑特色与历史价值

金代处在中国古建筑发展的高潮期,金代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山西保存的金代建筑数量和质量都是最高的,且由于山西处于当时各民族冲突融合的最前沿,其地区性的建筑特色也是不尽相同的,大致说来晋北长期受辽统治,故受辽的建筑风格影响较大,而辽又大量保留了唐代建筑雄伟的主基调,因此晋北金代建筑普遍呈现"豪劲"的风格;晋中、晋南除去一些细微的风格差异以外,主要是继承了宋代"柔美"的建筑主基调。     

“大良造”考略

"大良造"作为秦汉时期重要官职和爵位,历有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证。而论证的重点多集中在其与相邦之关系及相关的职官研究上。对于该官爵的史源性研究相对较弱,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本文拟对"大良造"官爵名谓的形成作重点探究,以原始祭祀中的"神权"向后世的政权转变为主要线索,参照各历史时期、国别等因素,力求还原该官爵的本来面目。     

官制视野下金代吏员制度的民族特质探析

吏员制度依附于官制而存在,探究金代吏制的民族特质,不能脱离官制单独论述。在金代官制视野下,管窥金代吏员制度的变化及其关联,金代吏员制度的民族特质表现为皇权专制烙印与贵族政治色彩并存、制度融合与汉制创新并存、民族融合与等级差别并存等三个方面的特征。     

完颜希尹神道碑官爵名号解析

完颜希尹神道碑碑文中提到大批金代官爵、名号。其中大多数可与《金史》的《百官志》、《希尹传》等相互印证,还有的可补《金史》之阙、订《金史》之误。这些官爵名称及其变化反映了金朝初期官制改革的历史面貌。碑文中还有的金朝人物官爵名称也可帮助我们确定完颜希尹神道碑立建的年代。     

辽代荫补制度考

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与"难荫"两种,荫补对象涉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辽代九品官员即具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子四人,官品越高,荫补子弟的名额也越多。总体看,其荫补员额比南宋、金代皆多。辽代承荫者多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层,政治前途比宋、金荫补者更为光明。尽管辽代荫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文化的滞后,但它促成了辽代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的联合,对巩固辽朝统治具有积极意义。     

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

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董万　努尔哈赤的先世出自建州女真,明朝设建州左卫安置他们。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就是这一历史的真实写照。这部家族谱碟,主要是以八世祖范为核心而形成的童氏三家族的谱系与事迹。从这部家族谱碟中,可以看出努尔哈赤的先世们为女真人复兴,重...     

孔子与儒家学说

<正>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防叔因避祸逃到鲁国。父名纥,曾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而鲁国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以礼乐之邦著称,春秋末期,西周王朝的礼乐仍保存很好。而孔子正好出身在这一时代,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有大志。"三十而立",通古博今,成为集历代礼乐文章之大成者。其思想长期影响到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知道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家学说的思想     

诸城博物馆藏元帅右监军印再考

1968年,山东诸城博物馆征集到的元帅右监军印是关系到红袄军史、金蒙宋战争史的重要文物,为此,学术界就该印的归属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金史》《元史》的相关记载,通过对比监军印和《金史》所载金代三品官印的重量,判定监军印并非金代官印;通过勾陈行尚书省及山东淮南行尚书省的变迁,判定监军印中的"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即李全所受之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通过追溯蒙古前四汗时期军政机构设置及官吏职名的变化情况,判定该监军印所涉之元帅右监军应为山东淮南行尚书省的属官。与既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认为,山东诸城博物馆征集的元帅右监军印既非金代官印,亦非红袄军首领李全本人所有,而应是李全集团重要成员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