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

环境史视野下的英帝国史研究关注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其问题意识和路径转向与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该领域学者最初侧重论证全球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后来转向分析英帝国环境话语、殖民活动的物质前提及其对殖民地环境的影响。其研究主题也从环境观念与殖民科学延伸至资源开发、商品边疆、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内容。近来有学者提倡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从空间网络、物质与文化联系以及能动性三方面重新思考英帝国环境史。既有研究展现了帝国语境下全球环境观念的演变,也揭露了殖民主义深远但隐蔽的环境影响。它们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所谓“帝国文明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未来学界仍需从帝国权力结构、时空范畴以及历史能动性等方面推进研究。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功用

文化治理策略是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关键要素。18—19世纪,英国人发明了符合现代社会的新型体育,并赋予其文化标准和道德规范。现代体育以英帝国的外扩性为动力,通过多种路径持续传播,在帝国空间内建构起“共有”的体育传统,呈现出帝国扩张与殖民权力的增长。现代体育是英帝国扩张与治理的重要工具,它强化了公学毕业生为帝国服务的意识,培养出优秀的管理者和继承人。在维系英帝国层面,现代体育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加强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及殖民地对帝国的忠诚感,是影响英帝国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作为启发式工具,现代体育在帝国的传播及其功用反映了英国的殖民扩张、治理方式,以及文化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     

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

正一般认为,帝国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于19世纪末的英国,1883年约翰·罗伯特·西利(J. R. Seeley)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标志着帝国史的诞生。1953年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发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对帝国史研究视角进行了一次重要修正。在20世纪50—7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浪潮的影响下,帝国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走向衰落并逐渐为"区域研究"所取代。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冷     

书写帝国——西利、卢卡斯、艾格顿与英帝国史

自19世纪末开始,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相继注意到了英帝国的历史,但是三人的英帝国史书写并非处在同一个学术与政治脉络当中。西利支持帝国联邦论,把国家当作历史学研究最主要的对象,认为英帝国就是英格兰国家的扩大,其撰写英帝国史仅是延续了以往清理麦考莱史学遗产,重整英国历史学的思路,所以他没有开辟新领域的自觉意识。英帝国史的学科化与普及化得益于帝国联邦论没落后出现的帝国研究热潮。卢卡斯与艾格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可以被视为奠定英帝国史研究与教学框架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英帝国史书写中个人的角色及道德说教的意味更加明显,而这与其证明英帝国是一个"好帝国",维护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意图有关。     

约翰·西利、爱德华·弗里曼的古今比较及其帝国观念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英帝国问题讨论中,基于古典历史诠释的古今比较介入其中,为论证英帝国统治合理性及构想英帝国发展方向提供新的依据。其中,罗马帝国与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被用来支持两种帝国观念。约翰·西利和爱德华·弗里曼分别是两种帝国观念的代表：前者通过使用“罗马类比”,证明了英属印度存在的合理性,并认为未来的英帝国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国家;后者基于类比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强调英帝国应当发展成松散的联盟体系。历史观念的差异,尤其是对古今关系的不同认识是两位历史学家在思考英帝国问题时运用不同历史类比的重要原因。     

清史研究在韩国——以东洋史学会与明清史学会为中心

<正>清朝覆灭之后,从20世纪初到现在,韩国社会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风波激荡时期。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韩国社会几乎没有建立起有水准的研究机构,经过50—60年代的过渡期,慢慢出现了包括大学、研究会等的国立或民立研究机构,这在清史研究方面也不例外。目前韩国的大学学科(系)中,史学系、国史学系、东洋史学系、西洋史学系、历史文化系、历史教育系(属于师范、教育类大学)、基础教育或教养教育系等单位担当着历史研究     

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

抗战前的20年,是北大史学系发展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史学系的课程,由最初以中国史为主,逐步向世界史扩张,从而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体系。就课程变革所体现的精神而言,20世纪20年代主要受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欧美“新史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常识”教育,强调史学基本知识,特别是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灌注;而在20世纪30年代,则受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学术教育,强调史料整理辨析的训练和史学研究工具的掌握。精神不同,故成效亦有较大差别。20世纪2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在学术界有不小的影响,但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收效甚微;而20世纪3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则造就出一大批史学家,从而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深远影响。     

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

对 1 9、2 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 ,这一研究折射出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原因 ,同时也映现着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出路和方向。美国外交史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无法解释美国海外扩张的合理性 :其一 ,海外扩张是否违背了局限于大陆拓进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 ;其二 ,海外帝国的追求是否有悖于美国人视为立国之本的民主理想。自 2 0世纪初美国外交史学产生以来 ,无论是理想主义史学的“背离说” ,还是现实主义史学的“国家利益说” ,都不能说明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修正派史学虽然揭示了美国扩张外交的本质 ,但由于其“由内到外”的研究体系的局限 ,最后难免落入孤立主义的陷阱。本文着重介绍了“后修正史学”的“综合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究方法 ,指出不同民族的观念、情感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才能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方向。     

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断想

20世纪中叶直到70年代末,我国史学界通常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界,历史唯物主义被称为唯物史观。而这种唯物史观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历史观的精神实质。因此,以过去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曾经给我国的历史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这当然不是完全抹煞这一时期史学的成绩)。20世纪的最后20余年,亦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的重要而具有深远影响的收获之一,便是史学界觉悟到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历史学应该建设自己的学科理论。我们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划分成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是对客观历史过…     

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他的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坛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兰克史学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广为流传,产生了重大影响。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也流传到了中国,关于兰克史学在中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流传情况,易兰在她的论文中作过探讨。     

国史研究篇目索引

<正>(《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及本刊发表的文章不含在内)史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概论逻辑体系建构比较研究(张艳国等)学术研究2015.4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阎步克)文史哲2015.1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跨学科的对话(李娜)史林2015.2政治史关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若干思考(雷云)浙江学刊2015.2我国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评析(于江涛)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1     

论英国革命成因研究的史学演变

英国革命成因问题是英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关于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流派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英国近现代史学的演进趋势,从克拉伦敦伯爵为首的保王党史学到以休谟为首的托利派史学以及以马考莱、伽狄纳为首的辉格派史学,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修正派史学,历史学本身的质疑特质在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演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代俄罗斯史研究的帝国视角探析北大核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帝国热”倾向。这一热潮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学科发展趋势,其中也包含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性别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的综合研究。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理解为脱离先前单一的民族国家桎梏,转向突出帝国的后殖民时代背景。新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为主要分析工具,突破了原有的不适用于帝国研究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帝国的“古老”叙事也在本质上突破了旧有的对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节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碎片化理解,进而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帝国史研究置于多学科视角下。     

走出“史学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省与重塑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深刻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失,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和作用都产生了全新认识,呼唤出史学改革的全面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经历了危机中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脱离革命史学的轨道,开始从经学向科学回归,构造一种多元开放格局,从而推升到一个更高的境域。今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正视和汲取"史学危机"讨论取得的成果,才能健康发展,日进日新。     

从“王朝”到“帝国”的转移——西方学术范式中“历史中国”的意涵变化

正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基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相对忽视对"国家"与"帝国"的研究。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认识到"社会"无法脱离开"帝国"以及相应政治制度的影响;(2)同时随着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史和后殖民主义等各种学派对于"帝国"的关注,世界历史领域中出现了"帝国转向","历史中国"的叙事也发生相应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概念自身就具有一种"荒唐的杂乱现象"。(3)故有必要对这种学术范式的转移加以认识。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希拉·罗博瑟姆的女性主义史学叙事》

正(《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英国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史学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希拉·罗博瑟姆是这个阶段英国女性主义史学领域的开拓先锋,战后英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重要成员,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和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趋向

<正>从20世纪20—40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到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再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态势,及至当代主流史学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了从边缘到主流、从封闭到开放、从反思到继续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中处于何种样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在学术和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和深入探讨。     

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联合思想中的英国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莱基认为,区域化时代来临,英帝国蜕变成为独立的、与大陆欧洲平行共存的区域共同体。从"小德意志"统一的历史经验出发,卡莱基认识到,英国肯定不会主动放弃帝国共同体,加入到"欧洲"大家庭当中来,相反,它随时准备为了英帝国去牺牲"欧洲"的利益。因此,必须排除英国,坚定不移地走"小欧洲"联合的道路。30年代初,英帝国贸易区的诞生与英国拒绝参加"欧洲"计划,都直接、充分地说明卡莱基对英帝国一体的判断是正确、客观的,其排除英国的主张是明智、实际的。研究卡莱基的英国观对于我们认识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