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协定与自肃:沦陷时期天津商人团体与价格管控

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迅即组建治安维持会,同步开始实施物资管制和物价管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天津市政府发布系列控价法令,均赋予商人团体以重要职责,而经历人事改组的商人团体,对此亦无由推脱。在日伪构建的物价协力体制中,商人团体在"价格协定""价格自肃"方面担当重要角色。所谓协定,即官方与同业公会合议定价,商家须按此售卖不得私行加价;自肃是要求同业公会主动领悟政策精神,自励自控。决策程序有别,而控价目的一致,早期以协定为主,后期因物价全面上涨,协定难以坚持,逐步向自肃过渡。但如结合物价上涨之大势而论,日伪天津政府在控价方面仍取得一定成效。     

行业习惯与国家法令——以1930年行规讨论案为中心的分析

1930年,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向政府提出,无论是否加入同业公会均应遵守同业行规,工商部对此表示异议,从而引起各地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不满。双方主要在行规性质及是否赋予行规以法律效力方面存在分歧。最终,政府尊重行业习惯的既存事实,行规问题案获得通过,由此掀起了民国时期大规模的“重整行规运动”。这表明,行业习惯仍需要国家法令支持获得权威性与合法性,国家法令也需要有行业习惯的支持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专业与统战:建国初期中共对工商同业公会的改造策略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在1949年后,同业公会被纳入新组建的工商联体系之中继续存在.但在中共眼中,同业公会是集资产阶级性和封建行会性于一体的旧式组织,必须对其实施改造而后用.新政权在组织、人事、经费、法律、思想等方面多管齐下,重新构建同业公会与党政、工商联及会员的权力结构,将同业公会由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团体改造成为工商联组织下属的专业性组织.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同业公会失去其存在的组织基础与市场基础,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南京国民政府度量衡改制中的商会参与

度量衡划一关乎民众生活、市场拓展,又于政权统一和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国民政府鼎立南京后立即启动度量衡改制,以商会为主体的商人团体也积极参与其中,充分表达了商界对新制的期盼及诉求,并广泛宣传改制的重要性和参与检查新制实施状况,调解因使用新制而产生的纠纷;劝导涉外商号和租界华商改用新制,推动了海关和租界两处的改制。但在新制与旧习、商人惯用的外国度量衡之间发生冲突时,商会往往代表商界与政府交涉,要求暂缓改制,或依习惯对新制进行修正,少数地方商人和商会甚至不惜暴力抗拒。这也是改制时商界、学界与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一　前　　言中国近世历史上的商会 ,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 ,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 ① 。 1 949年前 ,商会这种法定的商人组织形式遍布中国各地 ,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 ,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1 949年后 ,商会经常被当成大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盘踞的组织 ,受到主流媒介的严厉批判。各地商会组织亦被政府接收并改造成“中华工商联合会” ,“商会”遂成为历史名词。 1 980年代末 ,尤其是 1 990年代以后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与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 ,“商会”的组织形式又被官方与民间所采用。据…     

乾隆年间新疆协饷拨解及相关问题

饷,始指军队官兵的薪金,后延伸为国家调拨的军费,称为军饷。1759年清统一新疆后,在当地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军府制,以伊犁将军为总汇,统辖天山南北两路。由此,新疆的军饷即具有了驻军与行政开支的双重意义,国家调拨的饷银成为地方驻军与行政费用的综合来源。由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加之实行轻摇薄赋的政策,新疆地方财政税收无法承担其军政的经费开支。清政府曾在全疆各地推广屯田,经营牧厂等,以解决新疆军政费用的支绌。但大宗经费开支,仍仰靠中央及内地省份协济。为此,清中央每年拨解协饷,以支持新疆军政经费的开支。自…     

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述论

1927—1936年间上海、天津等地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与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活动表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组与整顿,但此期间商会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并未完全屈服于政府的强权统治,而是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政府与商会关系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化,在政治、经济层面有着不同的内容,仅仅归结于政治上的互动或用一个模式加以概括则很可能失之简单或片面。     

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以民国时期归绥、包头为中心的考察

旅蒙晋商是清代蒙古地区旅蒙商主力,清末民初政府对内地商人入蒙经商的限制放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在当地定居下来,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当地城市经济近代化进程。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从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这一视角入手,阐述了以归绥、包头为代表的内蒙古城市传统行社改组为近代商会的概况,揭示了晋籍商人在该地商会中所占比例和地位,以及他们在商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表现。     

新政权下的旧行业:鄱阳县的基层商业网络(1949—1952)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掌握并从基层商业网络中获取所需的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务。国家一方面通过改造旧有商人来控制,另一方通过设置新税务系统来管理他们。同时,又有国营公司、合作社来逐步取代私商,控制基层商业网络。但是,旧有商人中的行商却不易控制,因此国家开始通过全面的市场控制来取缔这部分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商人。这也意味着《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规定在现实实践中转向。     

新政权下的旧行业:鄱阳县的基层商业网络(1949—1952)北大核心CSSCI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掌握并从基层商业网络中获取所需的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务。国家一方面通过改造旧有商人来控制,另一方通过设置新税务系统来管理他们。同时,又有国营公司、合作社来逐步取代私商,控制基层商业网络。但是,旧有商人中的行商却不易控制,因此国家开始通过全面的市场控制来取缔这部分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商人。这也意味着《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规定在现实实践中转向。     

东冶镇的商人抗日救国会

东冶镇是五台县的“大门”,是商业集中的地方,东西南北四道街上,布满大小商号和小摊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这里的商界人士强烈反对侵略,不断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1936年9月中旬,由东冶地区牺牲救国同盟会赵子炳、孟增荣等同志组织发动,成立了商人抗日救国会.我和医药铺的赵作相、木匠铺的朱福全、毛织铺的薄稳柱、小摊商王进保等5人,为商人救国会的骨干成员.通过串连宣传和发动,发展了会员252名;经过选举,赵作相担任商救会主任,我担任秘书,还有5名是委员.商人救国会的任务是:大力团结小商小贩和商号工人,同心协作搞抗日救亡;反对官僚资本家统治压迫,搞合理负担;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当时在旧商会的统治下,一般商人负担摊派很大,但又不敢说话,致使元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市商会的社会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市政府被日本扶植的北京地方维持会所取代,北平地方市面混乱,民生凋蔽.北平市商会①作为北平地方商人团体,在国家政权出现断层、民众生计岌岌可危之际进行了一系列维持民食民生的社会活动.本文旨在突破已有商会史研究局限于政治范畴、纠缠于理论框架讨论的状况,通过利用档案、旧报刊等新材料,关注商会的社会活动,考察此一时期商会作为重要的商民团体的社会角色以及商人的价值取向.     

近代中国“商人节”倡议者考述

<正>5月15日是世界商人节,起源于遥远的古希腊神话传说。其实,在近代中国也曾有商人节,但由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于无形中被取消,以至现今已无人知晓。近代中国商人节的设立与商会有着密切关系。1946年11月1日,筹备已久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暨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海内外各商会推选的与会代表多达300余人。本次会议是抗战胜利之后新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也是全国商界为恢复商业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建设     

清代直隶的差徭

清代差徭起源于明后期一条鞭法实行后仍不断滋生的各种杂役。清代各地的差徭均具有相对稳定的规章,其摊派方式则可以分为通过特定户籍供应某项特定差徭、按里甲摊派、按村庄摊派和在州县范围内统一按地亩摊派等四种。差徭摊派方式的变化还往往伴随着乡地组织产生和取消绅户免差特权的改革。清末民初各地对差徭进行了清理,此后它仍对州县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发生着重要影响。     

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的广州市商会

1931年5月27日,广州方面反蒋势力联合,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开始。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为对象,考察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态度及其活动,分析在这一特殊时期,广州市商会的地位与作用。处于夹缝中的广州市商会在政治上,态度随势变化,难有作为,基本沦为政府的附庸。但在经济上尚未丧失独立人格,尤其是在减免税收上,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极力维护商民利益。在抗日爱国、社会慈善、发展自身组织等方面,也充分施展了社会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前期都督府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吗?——对《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的商榷

本文对李青淼《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一文提出的“唐前期都督在从军政向民政转变过程中,其等级也从统州降至与州同级”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都督府是对驻在州有完全军事、民事管理权,对所督其它各州有完全军事及部分民事管理权的军政合一机构,虽不是标准的行政机构,但正因为对所督州有部分行政管理职能,也就形成了相应的上下级统属关系,在唐前期,都督并未下降为与州同级的官职,都督府也不是州一级行政机构。     

论“商团事件”中的范石生

(一) 1924年8—10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挑战,这就是“商团事件”。广州商团原是广州商界的武装自卫组织,主持者为买办、买办化商人或封建性浓厚之大商人。当孙中山的革命方针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时,商团出于对联俄、联共政策及工农运动兴起的恐惧和仇视,决心冒险与革命政府对抗。为扩大商团军,商团总长陈廉伯向外国订购了近万枝枪。当这批军火于8月10日由挪威货轮运抵珠江口时,被孙中山下令扣留。于是,以“扣械”为契机,发生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商团事变。     

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

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丁长清商人会馆、公所和商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清时期,有的行商变为坐商,常挚家眷在外地城市寓居,有的地方反客为主,“十九皆客商”。这些商人在所到城镇港口成立字号、坐庄等派出机构,进而成立以行业关系为纽带的会馆、...     

近代中国商人的“参政运动”——抗战后商会争取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名额述论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虽然也是以发展经济、保护商人利益为宗旨的民间商业团体,但却积极开展了力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这一争取参政权的重要政治活动。尽管过程曲折复杂,最终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商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有所增加。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待商会争取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的态度与举措,以及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内心感受,似乎并不能证实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一传统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