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与西方汉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学缘关系。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在"古史辨运动"发生之际,胡适、顾颉刚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即是从美国学者迈尔与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的"疑古"论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而胡、顾二氏继而主张的"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之论则是直接受到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时代》的影响。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对《古史辨》第一册的介绍与评价,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历史或最为诡异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旨在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左传真伪考》,反倒被"疑古派"拿来证明今文家言,以推进"古史辨运动"中关于今古文学问题的讨论。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这一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缘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     

论“古史辨”派史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阐述了史学界对“古史辨派”史学评论的历史,提出应从“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历史使命、“古史辨”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以及“古史辨”对历史认识特点的探讨等三个方面,来评价“古史辨”的实践与科学价值。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

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中国史学,既是十九世纪末戊戍变法时期史学的继续和发展,又是辛亥革命以后一个时期的新史学运动的先导和前奏,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以往的史学史研究,一般论述较多的是几位著名学者的几种著名的作品,如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还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等,都在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增进了科学的认识。但在这里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     

夏曾佑对通史撰著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端,始于鸦片战争时期;而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近代史学著作的正式产生,实则是在本世纪初年。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04—1906年)的相继完成,是近代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事件,它们一是以史学评论的形式,一是以通史著作的形式,标志着自觉以新的历史哲学为理论指导、在内容上和著述形式上又都明确地提出新要求的近代史学著作正式产生了。那是一个新旧思想斗争激烈、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封建帝制行将灭亡的不平常的年代。与这一时代潮流相呼应,在史学范围内,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爱国救亡思潮的不断酝酿孕发,至此掀起了一股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热潮。梁启超和夏曾佑的著作,就是当时蓬勃高涨的进步思想在史学领域结出的重要成     

曲径通明:《明实录》“近代”价值的发现与赋予

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并非绝对对立,在经受"新史学"扫荡"旧史学"的疾风暴雨过后,其价值往往会受到新史学的重新确认。《明实录》作为一部为明代诸帝及其朝政作记录的官修史书和传统史籍,属于"新史学"开创者梁启超指责的"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旧史学"。然而,《明实录》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和偏重客观的编纂原则,却被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新史学"的实践者傅斯年所看重,成为他实践其近代科学—实证史学理想的重要载体,从而在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传统史书《明实录》就这样历经曲折后被纳入了近代学术体系之中。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     

出入“经”“史”:“古史三系说”之本意及蒙文通学术旨趣

蒙文通的古史研究在民国学界破旧立新的古史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古史甄微》中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说,也暗合了当时"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蒙文通由此而日益受到民国学界的重视。但若回到蒙文通自身的学术脉络,不难发现,《古史甄微》旨在"羽翼经学":通过追溯三皇五帝说的起源,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视角创立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正(《安徽史学》2019年第6期) 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实际上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史学的双重变奏中进行的。这在新史学的两位领袖梁启超、章太炎创建的新史学中有充分体现。他们引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创建近代新史学。然而,他们创建的新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还多     

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     

美国“新史学”的先声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往往把美国的鲁滨逊及其名著《新史学》视为"新史学"的代言人和宣言书,认为他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事实上,新旧史学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水岭,早在专业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新史学"即已发出了先声。鲁滨逊及其《新史学》实际上是"新史学"渐入高潮的一个标志而已。     

日本“疑古”思潮与“古史辨运动”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是否受到了日本"疑古"思潮的直接影响,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时至当下尚未盖棺论定。从现有资料来看,"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虽然通过间接方式对日本"疑古"思潮中的一些情况,如《崔东壁遗书》新校印本的出版、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先秦天文历法论战以及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有所了解,但了解并不等于受其直接影响。要之,"古史辨运动"与日本"疑古"思潮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学缘关系。     

一部富含思想与见识的学术史著作——读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正>"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而言,‘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三世纪五世纪,也不是十七十八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①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是整个中国史学演进中的断裂时期。与此前的传统史学相比,它彰显出典型的现代性特征;同时,它更是此后中国史学继续深化的始点。新资料的发现、新观念的更新、新方法的运用使得20世纪中国史学学派林立、名家辈出、成果累累。从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史观学派、食货学派等流派,到《观堂集林》、《中国哲学史大纲》、《性命古训辩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再到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郭沫     

政治批判与学术建设——梁启超和鲁宾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

1902年,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划时代的思想巨著《新史学》。他高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宣告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诞生。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0年之后,另一部同名的史学名著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问世,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宾逊。在这部《新史学》中,也提出要以新史学来取代旧史学,从此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新史学”学派。又一个10年过去,美国的这部《新史学》经留美归来的中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20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于清末民初开始传入中国,是近代中国新史学引介的西方史学流派之一。1908年蔡元培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过兰普雷希特主讲的多门文明史课程;20年代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校师生对它多有介绍;30、40年代国内学界有更多的介绍及理性评价。透过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新史学与西方史学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考辨古史 廓清迷雾——评《古史辨》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早年就以编著《古史辨》而蜚声史学界。《古史辨》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虽然离开现在已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这部书是应该占有相当地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把《古史辨》七卷九册影印出版,并准备续出新编的第八卷,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在第一卷中,顾颉刚先生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