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

正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遗产和史学家之深刻的思想等因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通史家风”即是优良传统之一。“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     

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

民国时期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有一个从模仿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分期体系,向断代体系逐步演变的过程,最通行的断代方法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六段。在前一种讲授体系下,由于分期标准难以确定,造成时期划分极端混乱,中西历史对照讲授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由于受西方中心史观的影响,还出现了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端。因此,这种讲授体系逐渐被各大学所抛弃,而代之以后者。后一种讲授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分段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结果。其问题主要在于各段历史在实际讲授过程当中,常常不能衔接,造成通史事实上不通。与通史讲授体系的演变相呼应,通史教科书的编撰,也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模仿西洋史分期,到依据本国历史发展特点构建本国通史著作体系的演变。这是中国史研究逐渐深入的一个表现。     

“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

编纂时间历时40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史》,在辛亥百年之际全部出齐,自然值得特别祝贺。因为工作关系,近些年有机会了解主持此项工作的李新先生及众多作者为此付出的辛劳,深知这套大书得以全部出版,殊属不易。政治上触及“易代修史”的敏感性,以及学术上遭逢“史料丛出”的时代,都为该书的完成增添了重重困难。无论如何,在民国史研究上,这套书籍的出版无疑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在民国史实重建上取得的成绩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中华民国史的“写法”。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江湄“正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论辨时起，以致于“攘臂张目，笔斗舌战”①，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本世纪初，梁启超持“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揭露“正统”论的...     

“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

契丹人的"家"指同一祖父的后裔,"族"指同一高祖的后裔,在契丹建国前,两者都持续发生代际裂变,皆已与特定地域相联系,但各"家"仍可以进入其他"族"的驻牧地内游牧。耶律阿保机在建国过程中,一方面人为中止了皇族的裂变,加强皇族的力量,以维护皇权;另一方面又改革旧俗,脱离季父房另立自己的"家",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其"家"之内,以消除皇族内部对皇权的威胁。通过这种方式,阿保机最终改造了契丹人的部族结构,"变家为国"。     

以“史”为学与以“历史”为学

“近代”一词的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它的出现本身就蕴有“近代”何以构成的“故事”。为什么“近代史”的叙事情节中不断出现的是与“西方”有关“事件”?是“历史学”编制了“近代史”,还是“近代史”产生了“历史学家”?这个“故事”似乎可以一说再说。     

贯通古今 交光映衬——司马迁如何出色地实现“通古今之变”

在《史记》多层面、立体式著史体系中,司马迁是如何成功地实现“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的?对此,我们亟须开阔视野,创新研究方法,从如下三项进行深入探讨：其一,本纪包举大端贯通古今;其二,史表设置匠心独运;其三,以书志和列传与本纪作多层面配合、关联,交光映衬。以此推进对司马迁在历史思想和历史编纂上杰出创造力的认识,并从中获得对推进当今史学工作的宝贵启示。     

古今学术之变与史地学科之间——中日两国历史地理学早期发展的对比研究

中日两国地理学的近代化息息相关,可比性强,这在两国历史地理学的引入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日本在明治(1868—1911)中后期自欧洲引入历史地理学,相关讨论主要由史学界发起,探讨学科属性的同时也注重其“科学性”。但直至明治末年地理学完成近代化转换后,历史地理学方得到真正发展。20世纪头20年,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自日本和西方两度传入,两代地学家分别在传统舆地之学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或地理学之中吸纳“历史地理”。对于率先完成现代学术体系建设的近代日本而言,影响早期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地理学理论的发达程度,而中国则面临学术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以及现代历史学与地理学研究范式革新的双重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以20世纪上半叶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

"通史家风"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上半叶,许多史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撰写出一批中国通史著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以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在中国通史编纂上成就显著。所谓"批判继承"是指他们既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批判中国传统通史的编纂理论、编纂内容和通史理论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又对其积极合理成分加以继承发展。     

从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

清代今文经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关系耐人寻味。从学术脉络看,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前后有较大变动。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主今文而不废理学,兼尊意味甚浓。龚自珍、魏源长于经世,不满于理学现状,但不一味否定。戴望、王闿运、廖平则对程朱理学表现出明确的反叛倾向。康有为出入理学,援西学注《四书》,力图扬弃与改造程朱理学。今文经学家对程朱理学的看法,从求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从谋求变法到变道的历程,既说明程朱理学渐失人心,又显示出儒家传统内部蕴含自改革的活力。     

“公孙会之乱”与“三家分晋”

正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布败逋。——古本《竹书纪年》一、再进逼公元前405年,姜姓齐国最后一个英气逼人的国君齐宣公吕(姜)积一病不起,濒临驾崩。这对齐国王室来说,是个悲剧;而对齐国宰相田氏一族来说则是个良机。原来陈国贵族陈完因为避难而投奔齐国,被齐桓公封为大夫,采邑在"田",故改田为姓,侍奉齐国君主。六世     

闻一多:“义所当为,毅然为之”

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学生,当年西南联大的历史学会主席,本文作者近距离地接触着闻一多,感受着这位走出书斋的学者的伟大人格。     

显忠祠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明代宗朱祁钰在今河北怀来县土木村建显忠祠以祭祀殉难诸大臣。本文简要介绍了显忠祠的历史渊源,及历550余年风雨和战火之后的现状。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侯小强 在佛心与“野心”之间

生病,决定暂别事业,吃大量抗抑郁药,最多时每天念8小时佛经,辞职皈依。新浪和盛大文学曾经的标志性人物侯小强,度过了最煎熬的4个月。在结束了5年的CEO生活、放下职场上的野心后,他努力做个“闲人”,这让自己感觉“好多了”     

“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

法国新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削弱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个别化的历史记忆、逆向的记忆和认同日益凸显,拉维斯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走向碎裂。"记忆之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皮埃尔·诺拉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一研究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启发,但比后者更具包容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记忆之场"的提出,意味着法国民族史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历史的连续性动摇了,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的标志。     

图像与史:关于“安源大罢工”

——我们与图像面对面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①图像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相互印证,二者通过不同的方式相结合,互相牵扯而显得扑朔迷离,这正是令史学家着迷的地方。一方面,图像作为历史的遗留,总能体现出它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时代也会将自己的烙印加在图像上,不论是主动或被动,都能在观看的过程中找到历史的痕迹。     

“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

从率先以"禅让"模式完成王朝更替的魏晋时期开始,王朝国史书写的实践是"禅让后起元",即必须在前代王朝纪年之下书写本朝的"创业之主",行用本朝之纪年须待禅让完成之后。而以刘宋大明年间的徐爰撰修国史为转折点,在南北朝所实践的国史书写之中,都出现了起元"前移"的显著变化。即自本朝开国之君创业伊始,就废弃前朝年号纪年而行用本朝之纪年,并无须等到"禅让"完成。这显示出虽然"禅让"的王朝更替模式未变,但南北朝的皇帝权力起源在"正当性"上相对于魏晋时期发生巨大转换。"创业之主"取代"前朝功臣",即"创业"这一暴力成就本身,取代对于前朝而言的"功业",成为此间皇帝权力起源的新起点。     

试述《辽史》中关于“晋王之变”记载的冲突之处

辽代天祚帝的长子晋王敖鲁斡被其父以叛逆的罪名处死,关于晋王的死因,在辽史的纪、表、传中的说法各有不同,经过对史料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应以《辽史·萧奉先传》、《辽史·耶律余覩传》中的记载为准,晋王、余覩等人是被奉先诬陷,天祚帝为自保赐死了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