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与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转型

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可分前后两期。在前期诸州与在京案件分而治之的运行机制下,诸州司法政务在程序上并不需要经过大理寺,而是直接申尚书省(刑部司)处理。大理寺只是在京法司之一,与京兆、河南府共享了两京地区司法政务的处理权。因而不能将唐代大理寺视为中央(或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到了后期,以奏状为主的政务处理程序使得越来越多的司法案件需要由皇帝直接以敕旨或制敕进行处理。为了协助皇帝处理奏狱,大理寺不再仅作为在京法司参与司法政务的处理,逐渐成为天下刑狱的具体审断机关。唐后期大理寺与地方藩镇和府、州在司法政务处理中的联系密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天下刑狱,须大理正断,刑部详覆"的新机制。这为宋代大理寺"掌断天下奏狱"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代的农田水利

唐王朝历经290年(618—907年),共有23个皇帝(包括武则天)执政,多数皇帝都十分重视水利,以关中京畿之地水利最为发达,成为支撑唐王朝最直接的农桑给养地。全国农田水利的发展,由黄河中下游,向江南扩展,在唐代中后期更加依赖江南的财货粮赋。     

汉代公文形态新探

本文以蔡邕《独断》为基础,结合简牍、金石与传世文献,探讨了汉代公文形态的四个重要问题。一是章与奏的区别。指出章是官民个人上给皇帝的文书,而奏属于官僚机构上给皇帝的公文。二是制书的体例和功能。指出制书是汉代最重要的皇帝命令文书,主要用于颁布法令、颁布重大政策以及宣布对高官的任免等场合。三是策书与制书在性质上的区别。指出制书是单纯的命令文书,而策书是种礼仪性的文书,两者在任命高官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四是章奏文书与诏书的关系。指出汉代的主要诏书,是由章奏文书、"制曰"和皇帝的批答三者复合构成的,"制曰"是皇帝批答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汉代玺书的特征与性质,梳理了秦代的公文形态与汉代公文形态之间的关系。     

药子昂：小臣之辱，大国之殇

正引子:事关机密,临危受命殿中监,是三国时期设置的官职,主要负责皇帝起居的安排。在唐代,级别为从三品(《旧唐书·职官志》)。虽然不高,但由于与皇帝关系亲密,多作为皇帝心腹来处理机密事宜,因此地位十分微妙,非胆大心细、头脑缜密者不能为之。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八月,殿中监药子昂就接到了皇帝——唐代宗李豫亲自安排的一件差事。变数:骁勇贪财,一体两面彼时,将唐王朝百年盛世拦腰斩断的"安史之乱"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战火迁延、死伤无数,唐王朝和叛军双方都已经是精疲力竭。然而从整体上看,     

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

"帖"是唐代《公式令》之外一种非常重要的下行公文,早在唐初即为州县、折冲府等地方行政、军政系统所广泛使用。中唐以后,随着使职的出现与方镇的兴起,"使帖"开始普遍行用。更重要的是,在中书门下体制形成之后,宰相机构也有了自己的公文——堂帖,它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唐前期尚书省"省符"的职能,使宰相得以独自处分许多日常政务,这是唐代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无论是堂帖还是其他诸帖,虽然通常都钤有发文机构的官印,显示其公文性质,但所处理的却多为日常细务。正因如此,这些帖文本身格式简便、运行灵活,既可以发给官司,也可以发给个人,甚至超越原有的行政系统或层级,"体既简易,降给不难",对于日常行政的高效运行有很大帮助。     

文柄自决:唐宋间“赐进士”考论

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特赐进士及第,这一现象在唐后期开始出现,但它只是作为一种偶见性举措,属于皇帝在科举制外的"文柄自决"。经过五代宋初的发展,特赐进士及第逐渐制度化。与此同时,宋初还将"赐进士"普遍化,通过进士科考试者都被"赐进士",进士以外诸科亦以"赐"的形式给予出身,这标志着所有科举出身者都成为皇帝"文柄自决"的产物。唐后期五代统治者针对科举制存在的问题采取过诸多举措,但直到宋初"赐进士"的普遍化与殿试制度相结合,特赐进士及第所代表的皇帝"文柄自决"权威被引入科举体制中,这些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

唐后期五代 ,中央和地方都有接待四方来使的礼仪机构和官员。在中央是客省和客省使 ,在地方则是客司与客将。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主要负责藩镇派至朝廷的人事往来 ;而客司和客将赞导藩镇礼仪 ,接待朝廷及他镇来使 ,其职一同于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敦煌书仪和传世史料中相关书函的出现 ,表明了以上职司在礼仪方面的特殊作用。本文将通过对两者职能的分析比较 ,来论证唐后期五代藩镇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在礼仪职司方面的对等与互接作用     

明代的特务机构——厂卫

在中国,最早的特务机构,恐个白要数明代的“厂卫”了。“厂卫”直接隶属于皇帝,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厂卫”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统称。最早建立的是锦衣卫,锦衣卫原为皇帝的亲军侍卫,后来从中分出一支“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专门奉皇帝的命令察办各种案件,并且权力范围越来越大。     

从里耶秦简看秦的公文制度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渐形成,随之出现的行政管理手段的变化使公文的数量大幅增加,公文的应用也更加普遍,成为政府机构之间传达政令、交换信息的最主要载体。从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简来看,秦时公文的分类详细、用语固定,不但设立了传送公文的专职机构——邮,为保障文书安全与准时的递达,还制订了规范文书传送的法律——《行书律》,并设有专门保管往来文书的机构——书府,说明秦的公文制度已经非常成熟。     

元代唐兀怯薛考论

唐兀怯薛是蒙元时期大汗或皇帝宿卫组织的重要成员。其入充怯薛的途径主要是凭借"大跟脚"出身,只有少数人依靠自荐或他人推荐。其执事主要是御服、文书、翻译、占卜,恰好弥补其他蒙古、色目怯薛之不足。他们所侍奉的帝王主要是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真金太子,侍奉元朝后六位皇帝的唐兀怯薛少之又少。同时,他们在朝中的政治地位也较低,在与外臣相处时处于弱势地位,在出仕后往往外任,极少能留在中央继续对皇帝或朝政施加影响力。     

清关外三陵管理机构探实

关外三陵在有清一代的陵寝中,是建置最早、规模较小、风格独特的一代祖陵。然而,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三陵能地位至尊、戒备森严、保存完好,实得益于清廷完整的陵寝制度和有效的机构管理。本文拟据一些史籍文献与档案新材料,将清对关外三陵的机构管理等作一探究。一建立健全各级管理机构关外三陵亦称清初三陵,或盛京三陵,即新宾永陵、沈阳福陵和昭陵。永陵原名兴京陵,是大清皇帝爱新觉罗氏的祖陵,位于辽宁新宾县西北两公里的赫图阿拉。埋葬着“肇祖原皇帝”孟特穆（系衣冠葬）、“兴祖直皇帝”福满、“景祖翼皇帝”觉昌安、“…     

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

东都分司官大都分司于唐后期,居住在洛阳风景最优美的东南一隅,因为这时皇帝不再东幸洛阳。分司官基本成了闲职,他们可以只从生活方便与个人爱好的角度选择住宅;分司官多是高官,有经济能力在城东南的风景区购宅。     

明代驾帖制度考论

明代驾帖源于一种“敕谕”,为皇帝所出诏令的替代品,代表着在各种公私事务中皆得便宜处置的至高无上特权。正统以后,厂卫权力膨胀,驾帖也成为厂卫提人缉事的专用文帖。朝臣试图利用制度化措施来限制驾帖的使用范围,却以失败告终,以致明代后期驾帖成为皇帝或宦官掌控司法的工具。驾帖具有平衡特刑机构与法司的司法权及皇帝越权专制刑狱的双重功能,文官集团对驾帖的限制实际上侵犯了皇权,反映了皇帝、厂卫与文官集团三方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明代社会的司法生态。     

西欧主权国家萌芽的前奏: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北大核心CSSCI

13-14世纪,西欧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主要指两类君主,第一类是世俗君主或教皇的封建附庸,他们的政治实力强大到足以拒绝领主超越于封建契约的干预或胁迫,第二类是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封建关系且能拒绝皇帝干预本国事务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是自己土地上的最高权威,他们能够排除外部势力的干预,以更独立自由的姿态进行政治活动。"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的出现,既表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开始主导西欧的政治格局,也预示着未来西欧主权国家的诞生。     

宋代路级机构间关系之研究

宋代统治者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现,首次在路这一高层政区设立多个互不统属的机构,如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等,它们共同掌管一路内的各项事务。这些路级机构由于职权互相交叉,在地方管理中也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路级机构间互相监督、考核,联合行动与分部按察,长官互兼等。路级机构长官之间也因在同路为官,有或亲密、或交恶的私人关系。宋代路级机构间所确立的复杂关系,有效防范了地方分裂割据,推动了宋代地方事务处理的专业化,促进国家行政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同时也出现了机构众多,权力分散,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这表明政府在加强制度约束的同时,必须掌握好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度",同时提高为官者的素质,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今人认真总结和借鉴。     

西欧主权国家萌芽的前奏: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

13-14世纪,西欧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主要指两类君主,第一类是世俗君主或教皇的封建附庸,他们的政治实力强大到足以拒绝领主超越于封建契约的干预或胁迫,第二类是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封建关系且能拒绝皇帝干预本国事务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是自己土地上的最高权威,他们能够排除外部势力的干预,以更独立自由的姿态进行政治活动。"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的出现,既表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开始主导西欧的政治格局,也预示着未来西欧主权国家的诞生。     

唐懿德太子陵园相关问题研究

唐懿德太子墓不仅是迄今发现的唐墓中地宫规模最大的一座,其两重陵园垣墙的形制,为其他贵族唐墓所未见,而与唐帝陵的陵墙加蠕垣的格局近似,但懿德太子陵园在形制规模上表现出的其他特征则与唐帝陵乃至赠皇帝陵号的恭陵、惠陵等均有较大区别,“号墓为陵”之陵并非帝陵之制,仍为太子级别的陵。     

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

三衙,全名为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是北宋禁、厢诸军常设之统帅机构。其帅,宋人称作“三帅”、“管军臣僚”,或简称“管军”。三衙制度,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相适应,肇始于唐末五代,至北宋方渐趋于定型。它的确立,首先解决了中唐以降的藩镇割据问题。兵权由地方集中到中央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之上,从宋太祖开始的北宋统治,本着“兵权宜分不宜专”的原则,又从合理调整三衙与枢密院、皇城司以及帅臣之间的关系人手,构建了三衙、枢密使、皇城司主管宦官、帅臣之间彼此相互制衡的严密体系,并加强了台谏对三衙的监察,和皇帝对军政的亲自干预,从而进一步实现了兵权向皇帝手中的集中。     

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有15件有关西夏榷场使的汉文文书,英藏黑水城文献也有2页有关西夏榷场使文书的残件,俄藏和英藏有关西夏榷场使文书的残页总数已达17件。文书是榷场使向上级机构汇报榷场业务,主要是依例扭算进口总值、应税额特别是各种进口商品具体种类、具体数量和具体价值量,对收税情况进行统计的报告。文书提供了西夏南边榷场使汉文文书的实物样本,反映了西夏官方汉文公文制度、外贸统计制度和扭算制度、外贸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等。     

唐代皇位的继承方式对国势兴衰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典型阶段,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从高祖李渊建国到哀帝时唐亡,历289年,非常明显地形成初唐、中唐、晚唐三个发展阶段。论国势,初唐强盛,中唐衰落,晚唐危亡。唐代国势的这种变化,除了各种原因之外,与唐代皇位继承方式的变化也很有关系。皇帝,是封建社会中最高权力的主宰者。《诗经·大雅》中说:“皇矣上帝”。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