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名异地考录

清朝疆域辽阔,省、府、州、县设置达1700余个,同名异地现象较之前代更为突出.清代的同名异地可分为同行政级别和不同行政级别同名异地两类,其中包含了同府名异地、同县名异地、同州名异地、府县同名异地、府州同名异地、府与府属同名异地、州县同名异地、省府同名异地等多种情况,共有同名异地157处.     

商周地名的来源与衍化及其史学价值——以甲骨、金文资料为中心

传统的商周地名研究由于文献记载不足,面临诸多困难。随着考古与古文字学科的快速发展,新发现的商周甲骨、金文地名材料已经相当可观。通过对这些新地名史料研究,可以发现商周地名的来源及其发展衍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商周地名的主要来源有部族名号、人名、旧地名孳生新地名、异地同名、同地异名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商周地名存在随时代变迁而转化为其他类别专用名称的衍化现象。商周地名的衍化规律有:普通地名演变为国邑名,地名、国名演变为姓氏,地名演变为人名等;对商周金文地名的来源与衍化规律进行梳理与归纳,对于汉语专名词汇的发展演变、商周国族、姓氏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等均有重要史学价值。     

秦汉时期的异地诉讼

所谓异地诉讼是指改变案件的原管辖地,依法移送案件至异地受理的诉讼活动。秦汉时期司法程序的重要原则是"一法行之于一国",异地诉讼即是保障这一原则的重要程序。当时的异地诉讼程序包括"合"与"分"两大方面:将共案但分系异地之囚"合"于一处的司法管辖;在一定条件下将本地之囚"分"于异地审理。秦汉时代设立异地诉讼程序,是防止地方干预司法的重要策略,对维护司法公正与统一的司法权有重要意义。     

辽中京大定府别称白霫考略

隋唐以后的古籍中有"霫"与"白霫",学界多将其看作两个或一个民族。本文通过对出土文献与古籍的考证,认为这两个称谓除指民族及其所在地区外,也有一些确指地名,即辽金元时期的大定府或大定县,还有个别指大定府所辖中京道或北京路者。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晚清时期在对外关系领域,不仅在事实上确曾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共存的客观现象,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朝贡关系体制的边缘亦即周边朝贡国家如近代朝鲜,也曾出现极为类似的所谓"两截体制"局面与制度."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在晚清时期不仅是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而且也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对外关系制度层面非制度性地因应上述客观变化的结果,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     

“伯或征邵”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

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子卜辞,所记载的地名体系以两条交通路线为核心,第一条交通线中所涉及的商、■、卲、觞、剟和索诸地,基本属于商末征人方的经由地,可见花东卜辞所牵涉的地理范围是在今山东境内,其中自然包括"伯或征卲"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卲"。"伯或征卲"也即是武丁王卜辞中的"沚或征召",经考证可知,召地在今山东莱芜一带,而沚族则盘踞在鲁中柴汶与嬴汶之间,也即今泰安、新泰与莱芜交界地带。"沚或征召"事件,显然是武丁时期实施于东土的"以夷制夷"政策的一个折射。沚地范围的卡定,则为殷商早期■、土二方之乱的重新梳理与商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地理依据。武丁王卜辞地名系统、花东子卜辞地名系统及商末王卜辞地名系统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现象,此于晚商政治地理的勾画复原以及商代古史的重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卜辞地理的研究,亦有助于甲骨疑难文字的考释。     

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及其对断代研究的影响

由新出金文资料及相关事例可知西周金文中普遍存在异人同名现象。而望簋与师望诸器、师汤父鼎与仲柟父诸器这两个典型例证则显示了以往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中忽视异人同名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铜器断代研究中运用人名系联法时,应该充分重视异人同名的可能性,尽可能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类型研究

“雅化”被认为是历史时期中国地名演变的一种突出价值取向,但既有研究对其内涵与范畴缺乏明确的认知与界定。针对历史时期“不雅”地名更易叙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的“雅化”,主体上是以汉民族的三大阶层性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为衡定,以不同类型的雅化对象、取向、路径与方式为体现的广义“雅化”;雅化对象可划分为“不善”“不正”“不美”三大类地名,雅化取向可分为大众吉化、儒家教化、文辞美化三大类;雅化路径与方式相应分为“依本雅化”和“换新雅化”两大路径及其主导下的11种方式。地名雅化反映了历史时期广义的“不雅”认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地理空间上的渗透与扩散;同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地名雅化应与地名的地域识别、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三大主体功能相适应。     

从汾河上游的地名透视环境变迁

地名中包含着重要的环境信息,特别是大量真实、生动记载动植物生存环境及分布特征的地名。具体到汾河上游亦如斯。汾河上游的地名为我们研究历史时期这一区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西藏”地名的起源

正西藏是我国一个省级行政区,但是汉文地名"西藏"的由来及其涵意,虽有前人研究,仍在茫昧之中。以笔者目前的了解,"西藏"地名的起源和固定,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内涵逐步确定,本文重点考证明代该地名的具体内涵及其创立过程、演变轨迹。至于清代,因系满族从辽东入主中原,由绥服外藩诸部而与青藏高原联结,西藏地区的名称系汉、蒙古、满三语互译混用,其地理识觉又是一番复杂的情况,宜另外整理说明。     

明清时期云南盐井地名研究

明清时期云南盐业开发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盐井地名,其专名种类丰富,通名则相对单一,云南的盐井地名反映着云南盐业生产的方式。盐井地名具有历史继承性、时代性和区域性的特点。明清时期云南盐井地名变迁与该时期盐业发展规模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盐业的大规模开发导致盐井地名数量增加。盐井地名的分布和变迁则受到自然条件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双重影响,地区盐业开发使盐井地名产生和增加,卤水枯竭、自然灾害和官方盐业政策则会导致盐井地名减少。此外,云南盐井地名的时空分布和变迁,还反映着国家经略西南的进程和汉文化影响在云南的深入。     

德国胶澳租借地的海域地名、知识来源及其历史地图绘制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及其合同中的海岛地名译写存在"中名德译"与"德名中译"两种模式。笛罗山、加帝庙、炸连三处标志性海岛有其本土地名和外文别名,其本土地名应为(水)灵山岛、谷积岛(古迹岛)、褡裢岛。不同语种间的地名转写存在变异现象,致使地名的本土意义丢失。德国对胶澳的地理认知,与英国、日本以及清朝在胶澳的地理考察与地图测绘有着知识传承和相互影响。基于档案、地志及中外舆图,可对租借地的历史地图进行更为准确的绘制。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对关键地名进行修订,可祛除外来地名文化的不良影响。     

缘何"日不过颍"?

"日不过颍"的说法在阜阳及其周边地区流传很广,但不见于地方志记载.本文依据史料记载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但其缘由不能归结为地名、民风两因素,而应归于阜阳一带中国抗日力量相对强大、阜阳对于日军而言战略意义不很重要这两个因素.     

试析东北古地名中的"天人合一"现象

以星宿代指地域或以星宿命名地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在地理学上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文列举了东北地区的几处以天文星宿命名的古代地名,对其中所反映出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探讨.     

舜为“东夷人”考

朱玲玲《舜为"东夷人"考》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诸冯的冯字是轻读语尾音字,在文字记录时是可省去的,不省作"诸冯",省则作"诸",诸冯即诸。从相关文献看,诸冯、诸、诸城三名一地,其名称具有清楚的演绎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虽称舜为"冀州之人",但同时所提及的其他地名中有些还是属于"东夷"地区的范围,而山东地区也有济南和菏泽两处历山,与文献中的地名相合。作者认为孟子记载早于司马迁,孟子又是东夷之人,对于当地的历史比较了解,其记载更加可信。而山东地区高度发达的陶器,也可以与《韩非子.难一》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的记载相联系,从考古方面提供一个旁证。研究五帝时代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名的研究。关于古人生地问题,学者常沿用地名讨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利用地名确定古人的活动范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值得的注意的问题是,汉语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发音很少,通观今、古文字典,也不过几百个音节,语音变化不多,而同音现象严重;二是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尤其是古代,多用字而非词叙述,这也造成同音现象增加;三是汉语记录方式,古代文字在记录中时常用假借等方式,导致古代一字多用或多事用一字的情况。所以古代地名相重的...     

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以从化温泉为例

最近三十年出现的地名研究的批判性转向,使地方命名的政治过程成为地名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从化温泉这一著名旅游地的地名变更过程的研究,对我国地名变迁的政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一个地方的命名是一场复杂的政治经济角力过程。"从化温泉"这一地名在历史的演变中拥有了令人瞩目的"符号资本"价值,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不同尺度行动者积极争取的对象。处于上层尺度的行动者通过政治事件与营销不断累积"从化温泉"的政治符号意义,使其成为国家尺度的地方范畴。而处于下层的地方政府则通过地名转移使用赋予"从化温泉"以新的地方意义。在这场围绕地名的争夺中,地方社区与地名的历史联系被边缘化甚至消除。     

茂名县得名解释的历史演变研究

历史上地名解释存在因时而异的现象与特点。隋唐时期,茂名县得名解释是以境内河流为主,到宋代以后演变为与晋代道士潘茂相关联,而且后者神化的解释愈益成为主流。文章通过梳理唐宋以来"潘仙"传说的演变,指出潘仙名为"潘茂"而非"潘茂名",进而揭示茂名县是因河流命名,并非因神仙命名。地方社会在地名解释中附会神仙的倾向,是借此表达地方开化已久,谋求与国家整合的正统性诉求。     

元清两代北京万柳堂园林的变迁

万柳堂是北京古代著名的私家园林,元代廉希宪创始,清代冯溥沿用其名而异地另建,在当代北京地名中虽有遗迹可寻,但彼此地望相差甚远。本文辨析了元代万柳堂的所在地点以及清代多种有关文献存在的错误,讨论了两个万柳堂的环境特点、兴衰过程、历史影响及其人文意义。     

从现代地名看苗疆地区土司军事活动——兼论苗疆地区土司军事建制及防御系统

苗疆地区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历史时期一直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区域.元明清时期,为了更好的统治这一地区,开始在这一地区实施土司制度,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由此土司通过其在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苗疆地区实施统治,产生了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行为,影响苗疆地区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融入苗疆地区历史进程,对苗疆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正史资料记载外,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大量与土司活动相关的地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坊间流传,更加真实地体现了土司制度对于苗疆地区基层的影响之深.本文拟从现代地名遗存中发现并讨论苗疆地区土司的军事相关的活动与建设,以更为贴近现实的角度了解土司制度在基层地区的实施.同时,也通过苗疆地区现代地名简单的讨论土司制度对苗疆地区的总体影响.     

中国古代空间认知虚拟性与区位重构——以金牛道川陕交界段路线体系变迁为中心

从秦汉以来广元段的金牛道实际有一个道路体系的变化过程,在历史上白水关道在汉魏最为重要,嘉陵江道在唐宋为主线,到元明清时期神宣中子道成为主线,藁本山道等其他三道仍是次要交通通道。从道路的空间体系中线路位置重要性变化趋势来看,存在路线主线随时代发展逐渐向东偏移的整体趋势。从金牛道的道路体系变化轨迹中可以看出,由于历史时期主线的易位,许多原来主线的山脉、关隘、驿站名称完全被后人转移到新的主线上,或重新构建在东面的一些道路上,而原来主线上的关隘、山脉、驿站反而被历史遗忘而无法寻访了,我们将这种地名的集体位移现象称为"地理认知易位",也可称"地名整体漂移"。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地理空间认知多是一种"虚拟空间认知",如我们称"某某山、某某关在某县北多少里"的表述,就是传统中国地理认知的一个标准范式。这种标准范式本身就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在现实环境中难以具体定位,而一旦出现社会动荡后的"传承断层"或重大格局变化的"区位重构",地理认知出现的误差率就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