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中国史学史的新探索——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

1927年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以后,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对史学史的编纂方法作了新探索。史学史述或循梁启超“做法”,或依社会形态则限,或按古、近代分段,各有优劣。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对史学作会通考察,适当处理史学史与通史之关系,分史学为传统与新史学两时期,注重史学理论的阐述,甚具特点,实践了白寿彝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为史学史研究昭示了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综述

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同时起步和开展的。作为研究史学史所应持有的基本观点和表述上的要求,分期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三、四十年代,当第一批史学史专著问世的时候,在内容上都有分阶段叙述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明显地受到梁启超观点的影响,把史官、史家、史学和史学趋势等方面作为阐述史学史的大骨架,并在此基础上,把史学史作某种段落式的划分。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的“史学史的做法”一节里说:“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     

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初 ,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 ,“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 :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 ,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俄文‘Историоｒрафｕа’ ,法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德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耿淡如 :《什么是史学史》 ,《学术月刊》1 96 1年 1 0月号 )。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见俞旦初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 980…     

史学精粹

靳宝:《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简帛文献中有不少与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竹书《系年》,记录了从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带有独特编纂意识的史书,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某种原始形态,对中国早期史书的形成也有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竹书《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简《葉书》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早期史学中“世”类史书的某种形态,推进了关于《世本》成书及来源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与《史记》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大量“语体”类文献,不仅有助于认识《国语》的形成背景、史学价值,而且丰富了对中国早期史学中“语”类史书叙事的了解。可以说,简帛文献中的史类文献,从某一层面再现了战国史学的繁荣,拓展和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     

略论刘知几的史学成就

刘知几是盛唐时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杰作《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史。虽然我国的史学源远流长,史家历代不绝,史书越来越多,内容包罗万有,但一直到刘知几才第一次作了评论性的总结。他在评论古代史学方面作出的贡献,《史通》一书在古代史学史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说在我国古代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近代梁启超在总结《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文中就认为:“自有左丘、     

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开拓性成果——读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

由吴泽先生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先生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前不久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国内史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倡导对中国史学史展开专门研究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这门学科日具规模和体系化。近十年来,国内的史学史研究更趋活跃,成绩斐然,出版的专著已不下十余种,如白寿彝先生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卷)、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仓修良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和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等。不过,这些著作,除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对近代史学有较扼要的叙述外,其余的均为古代史学史。这就使中     

评章学诚的史学史观念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史学史”的概念和学科体系的创建是 2 0世纪初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但是 ,中国史家的史学史观念却由来已久 ,而且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 ,史学史观念的内涵也逐步丰富与深刻。本文初步考察了 1 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的史学史观念 ,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中国史学史之史的重视。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黄敏兰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的《新史学》是一部传世名著,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然而,梁启超的《新史...     

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趋势

正史学批评是关于史学自身的各种商榷、品评、鉴赏和反思,其对象包括历代史家、史学成果、史学思想、史学技艺、史学流派和史学机制等。从先秦时期关于史学的零星评论到东汉班彪集中评论前史,再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朝刘知幾《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一条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清晰可见。史学批评的历史虽然古老而漫长,但史学批评史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逐渐兴起的年轻的分支学科。对于一门学科研究史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回望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研究上的启示。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社会史论战与中国新史学的成长

正以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中国迎来了"史界革命",传统史学(也称作"旧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新史学诞生伊始无疑是稚嫩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学无论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还是书写模式、论著内容都带有深刻的旧学印记,许多新领域的研究和新方法的运用尚未展开。以梁启超为例,他虽然对旧史学"四蔽二病三难"的批判极为犀利、到位,但毕其一生也未能完成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心愿,A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当时中国史学状况的典型反映。如何突破旧     

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

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的再认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白寿彝先生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再认识的成果。作者在总结他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过程时说,“我工作的整个系统是,从最初对史的研究发展到对史学的研究,再到史学史的研究,由最初的自发到自觉地进行研究工作,这也是我整个工作的性质”。他的这番话,是一个史学家对自己工作再认识的自觉精神的体现。     

夏曾佑对通史撰著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端,始于鸦片战争时期;而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近代史学著作的正式产生,实则是在本世纪初年。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04—1906年)的相继完成,是近代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事件,它们一是以史学评论的形式,一是以通史著作的形式,标志着自觉以新的历史哲学为理论指导、在内容上和著述形式上又都明确地提出新要求的近代史学著作正式产生了。那是一个新旧思想斗争激烈、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封建帝制行将灭亡的不平常的年代。与这一时代潮流相呼应,在史学范围内,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爱国救亡思潮的不断酝酿孕发,至此掀起了一股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热潮。梁启超和夏曾佑的著作,就是当时蓬勃高涨的进步思想在史学领域结出的重要成     

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完整性刍议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已从2008年学科初建时对有关学科名称“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等的名实之辩、学科归属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讨, 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经过了接受、内化国外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到探讨并初建本土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研究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再到反思及总结目前研究瓶颈突破及转型的学理思考, 周琼:《承继与开拓: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中国环境史学逐渐进入新阶段。     

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

“史德”论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后经梁启超等人进一步阐发。柳诒徵在对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史德”论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正在历史学的几个二级学科之中,中国史学史地位特殊,产生较晚,而且发展历程几经波折。其产生,有着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因素,但主要得自国内梁启超等名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倡导与实践。至40年代,陆续出现了魏应麒《中国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几部专著,学术论文的积累也数量可观,学术研究似已打开局面。但与此同时,史学界多     

丰硕的成果

讲新中国诞生以来四十年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成就,应当追溯一下新中国诞生前这门学科的大致情况,把二者进行比较,才能显示出四十年成就的巨大。大约在清末民初,史学史这门学科开始有人重视,梁启超就曾提到过它,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文化专史及其做法》这一章中,专门列了《史学史的做法》这一节。稍后,在二十年代末,曹聚仁先生曾在上海暨南大学开过“史学讲座”的专题课,讲授中国史籍的内容和中国史学的演进。其时,徐蔚南先生正在主编一套《ABC丛书》,就请曹先生把     

王先谦与《日本源流考》略论

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是我国首部编年体日本通史。王先谦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编纂此书,到1901年全书22卷告成。《日本源流考》在对日本史的编纂以及研究上具有独到之处,该书不仅征引史料范围广泛,而且运用传统史学的考异方法,审慎考证史实,以保证学术质量。《日本源流考》不仅体现出王先谦贯通古今的史学思想,还蕴含了求实致用的治学态度,对清末时期人们了解和认识日本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