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钱端升、周鲠生等知名学者奉命赴美开展"民间外交"攻势,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对华援助、对日禁运,并将其见解通过军委会参事室直接反馈到决策层。     

贺龙智扣军火惩日商

1923年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以为谁也不敢得罪日本人,便包用日本客轮偷运军火以保一路顺畅,岂料被“胆大妄为”的贺龙查扣,既取得军火,同时又惩治了日本奸商。     

正义与邪恶的交锋——亲历东京审判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二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进行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高文彬先生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法庭翻译官,于1946年赴东京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是我国唯一健在的东京审判全程亲历者。本文作者曾多次采访高文彬先生,根据其回忆的东京审判的诸多历史细节形成此文。     

涉嫌参与1998年美国大使馆爆炸案 “基地”首领落网记

为防"基地"报复,美国先在舰上审,再送法院审美国当地时间10月15日,在纽约州联邦法院的法庭里,"基地"组织高级头目阿纳斯·利比(下文称利比)开始接受美国对他的审判。本月初,利比在利比亚被美军特种部队"抓捕归案",一周后被押送到美国。美方指控利比参与袭击美国在东非的大使馆。1998年8月,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从中西电报通讯看天津教案与普法战争——兼谈曾国藩一封家书的日期问题

同治九年(1870)春夏之际,直隶大地干旱肆虐,西人参与迷拐、折割的传言在大江南北相继出现,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终于引起事端,人们对拐匪的愤怒情绪朝向教堂爆发,酿成天津教案.由于死者包括多国人士,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亦为愤怒的津民殴杀,故而此案成为中外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当时坐镇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力疾前往,而本在南方处理其他教案的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也迅速北上.     

泰平组合、军火贸易与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

泰平组合是20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史上经常可见的名词,该组织的出现、发展以及消失,都是以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为动力的。1908年,以日本与德国在华军火市场竞争为背景,泰平组合由陆军催生;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以日本陆军对华分裂政策为背景,泰平组合充当了日本对华国策的工具;1917年和1918年以日本陆军的对华武器同盟、军事同盟、援助段祺瑞政策为背景,泰平组合扮演了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纽带的角色。泰平组合在20世纪初期日本对华军火贸易的活动中,是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

鸦片战争前中英司法冲突主要表现在对凶杀案件的审判与执行方面。从18世纪末开始,来华英人就利用其海上强权,规避中国的司法管辖,并宣称中国相关法律和司法制度不可接受,在欧洲通行的国际法准则也不适合于中国,为建立在华治外法权制造舆论。英国政府从1833年开始立法酝酿,为在广州地区建立具有刑事、海事及民事管辖权力的法庭进行准备,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积极推动这一进程。1839年7月,义律擅自宣布建立英国在华法庭。鸦片战争后,英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最终完成了建立在华治外法权的法律程序。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1953-1956年美国的橡胶政策与国内政治

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天然橡胶市场出现了以产品积压、价格下跌为特征的危机,严重打击了东南亚橡胶生产国的经济。美国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在如何解决橡胶危机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不仅影响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更动摇了美国所坚持的对华橡胶禁运。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橡胶问题列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紧急讨论日程,并出台了NSC5417号系列文件,试图缓解这一危机。但由于受到保护国内合成橡胶工业、财政紧缩政策、经济自由主义高涨等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最后在橡胶问题上无所作为,美国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的关系因此遭到严重损害,对华橡胶禁运也彻底瓦解。     

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与修约决策(1843-1869)

在19世纪40—60年代英国对华商贸扩张与修约决策中,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商贸情报的搜集与更新,配合英国政府将对华商贸扩张从沿海导向内陆。他们对清政府内政情报的刺探,使英国对华认知从商贸范畴扩展到政治领域。情报积累的日渐丰富,加深了英方的对华认知,使其对华交涉跳脱商贸扩张的单一视角,试图在商贸扩张与对华政策的把握上取得某种平衡。通过"情报搜集—认知中国—政策调适"的模式,英方不仅在1868—1869年的修约交涉中实现了商贸扩张与对华决策的平衡,为英国攫取在华利益打下了基础,而且改变过去向清政府一味施压的办法,开始着手在清政府内部培养"代理人",以诱导清政府实现变革,从而服务其在华扩张。     

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禁运政策的缘起与影响

在推动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的过程中,美国最初要求日本和西欧国家限制向苏联出口油轮,其后转向推动北约组织建立关于苏联石油问题的特别研究机构,提议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与北约成员国以及日本进行外交交涉。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开创了美国利用国际防务机制推行对苏经济遏制战略的先例,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史上的特例。此后,美国重新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推进对苏经济遏制战略。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汲取了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政策的教训,超越了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政策的框架。     

国民政府保护华侨权益的尝试——以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案为例

论文梳理了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与国民政府对工潮案的处理过程。1942年5月,驻伊拉克英军招募一批滞留印度的中国海员赴伊拉克为内河运输队工作,华工到后不久却因待遇差等原因而爆发工潮。国民政府与英军展开交涉,焦点为涉事华工应否受军事法庭审判。经过协商,由中方外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开创了中国向他国派出法庭审判本国华侨的先河。中国法官并未使用军事法,而是以普通刑法审判华工,量刑较轻。此后,国民政府继续为改善华工工作与生活条件等问题与英军展开交涉,以保护华侨权益。伊拉克海员华工是战时海外华侨特别是华工生活的缩影,此案的处理体现了战时国民政府处理侨务的特点及境外司法审判实践的探索。     

美国对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关余事件的干涉

1923—1924年,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提出争取关余,引发列强武力示威,其中美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从与列强“共同采取措施”转变为外交交涉“主导方”,延续炮舰外交思维,推动武力干涉;与此同时,在广东生活的美国人较为同情南方政府,他们亦积极于关余事件的沟通,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在美国驻华公使调停下,实现南方政府获得部分关余用于水利建设的妥协方案。美国政府的态度及行动体现了其远东政策和对华战略诉求,而关余事件的处理结局,亦为南方政府外交转向和中国南北政治局势的发展埋下伏笔。     

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

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训令乔治.懿律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将近18年的时间。通过系统阅读英国议会文件,并参考中文档案资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参与向中国官员施加压力的英国官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又有外交大臣;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既定的一贯坚持的对华外交方针和政策。     

“白尔丁号事件”与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

二战结束后,中法围绕处置在华战犯问题爆发了一场治外法权存废之争,并由此导致了"白尔丁号事件"。借助战后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中国政府迫使法国政府在中法新约签署前关闭了在华领事法庭,随即两国签署了中法新约,彻底终结了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历史。"白尔丁号事件"不仅反映了战犯审判问题的复杂性,也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道路上的曲折性。中国政府处理"白尔丁号事件"的过程,事实上也成为一次主权宣示行动。法国相关研究者的个别结论不无可商榷之处。     

打开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缺口——1952年的中锡贸易谈判

1952年,中国与锡兰(即斯里兰卡)签订了以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同未建交又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这一协定不仅促进了中锡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成为从南亚和东南亚方向打开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一个缺口。     

东京审判中关于日本侵占东北的庭审记录

本文以1947年3月18日、19日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为视角,在概述介绍东京审判庭审文献,以及整理翻译3月18日、19日法庭庭审过程中辩护方反证词的基础上,指出庭审文献是通过审判汇集而成的档案文献,体现了法庭审判程序与特点。本文以有关日本侵占东北阶段相关部分的庭审记录、作为辩护方反证的内容为例,说明对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研究...     

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飞机等军火物资数量问题的探讨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飞机及其他军火物资的数量问题,正如孔庆泰同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述略》一文中所说的,由于中方有关文件的散失,至今仍无精确统计问世。但是,孔文将苏方同意的中方请援品种、数量等一并作为苏联实际援华的军火物资数统计是不妥的,并且由于资料来源的不同,容易重复。我认为,只能根据中方实际动用苏联信用借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