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关余事件的干涉

1923—1924年,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提出争取关余,引发列强武力示威,其中美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从与列强“共同采取措施”转变为外交交涉“主导方”,延续炮舰外交思维,推动武力干涉;与此同时,在广东生活的美国人较为同情南方政府,他们亦积极于关余事件的沟通,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在美国驻华公使调停下,实现南方政府获得部分关余用于水利建设的妥协方案。美国政府的态度及行动体现了其远东政策和对华战略诉求,而关余事件的处理结局,亦为南方政府外交转向和中国南北政治局势的发展埋下伏笔。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石射文书"与1938年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

1938年5月,宇垣一咸担任第一次近卫內阁外务大臣,重新探求对华"谋和"之路.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的"石射文书",对宇垣谋划对华"和平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运用日本原始档案资料,考证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施和交涉过程,分析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质.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又一佐证.     

法日英在南沙群岛的角力与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1933—1938)

1933年7月26日,法国宣称占领南沙“九小岛”,国民政府的抗议被法国忽视,而日本的非法声索却受到法国的重视。出于对远东政策的贯彻以及对日本“恫吓外交”的屈服,法国被迫于1934年对南沙政策作出调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国派舰前往南沙群岛巡视,试图重新进行“有效占领”,针对日本非法占领经营太平岛,法日在东京和太平岛进行多轮交涉。英国亦几次试图伺机攫取南沙部分岛礁,盘算落空后则竭力怂恿法国登岛以抗衡日本。1938年,法国再次调整其南沙政策,并派兵登上太平岛。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主要基于远东局势的变化,亦是对其“印度支那”安全、利益等因素权衡的结果。     

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8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年的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西人普遍不满广东当局对此案的解决,对华战争渐成为其一致主张。     

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

1928年5月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第二次北伐途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建立后,中日两国重大冲突的先声,亦是蒋政权对日屈辱外交的开端。因此,弄清惨案前后蒋介石对日交涉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认识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南京政府初期的中日关系。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法西斯意大利如何利用英法的绥靖政策

法西斯独裁统治于1925年确立后,墨索里尼即提出向外扩张的问题。但因意大利受自然资源缺乏的制约,实力远不能同英法等国相抗衡,而未敢贸然从事。直到德国纳粹政权建立后,他才趁英、法推行绥靖政策之机,借助于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先后以武力吞并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并通过武装干涉西班牙,占领巴利阿里群岛,为他称霸红海和地中海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探讨法西斯意大利如何利用英、法等国推行的绥靖政策为其向外扩张服务,对于弄清法西斯战争与各大国对外政策及其对侵略者所持态度的关系,探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都是有意义的。     

浅析宋朝燕云交涉失败的原因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收复五代时期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与金签订了“海上之盟”。灭辽后,有关领土问题宋金双方进行了漫长而复杂的燕云交涉活动。由于北宋社会腐败透顶,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形成,加之军事斗争的失利及外交斗争的频频失策,燕云交涉最终以宣和七年金将斡离不再度占领燕京及其六州为标志宣告其彻底失败。     

英国对华“炮舰政策”剖析——写在“紫石英”号事件50周年之际

英国对华的“炮舰政策”开始于鸦片战争时期。此后的几十年,这种“武力恐吓,榨取利益”的政策,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受到英国反对党议员的抨击,到１９世纪末列强又争相效尤,藉此政策瓜分势力范围,从而威胁到英国在华的整体利益;但总的来看,它是逐步发展的,且屡试不爽。至１９２７年１月北伐军到达汉口,中国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这一政策在华才第一次遭到迎头痛击。到１９４９年４月发生“紫石英”号事件,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共势力的强大,使得它终以“破舰政策”收场。这样的结局,既暴露了英国的霸权心态已病入膏肓,深深迷信中国可以任人欺侮,又反映了英国实力的衰落。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注定了英国对华“炮舰政策”要走入穷途末路。     

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

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断后,驻日使臣黎庶昌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将球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随着朝鲜通商开港政策陷入困境,黎庶昌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鲜问题始终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离“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声有色,后期则主要限于提出书面策略。这与日本通过情报系统对清政府的球案政策有充分把握而立场渐趋强硬有相当关系。     

全面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以成都事件为视点的考察

1936年下半年发生在中日国交调整期间的成都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但也为重启交涉创造了契机。交涉过程中,日本企图借成都事件一揽子解决以往的各项悬案,从而导致外交谈判的重点出现偏移,谈判的目标由解决具体事件转为全面调整国交。由于双方分歧过大,交涉难以进行,最终谈判被迫退回到“就事论事”的层面,有限度地解决了成都事件。“蓉案”引发的中日交涉,表明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两国调整关系的意愿,但由于双方存在明显分歧,国交调整所取得的成果有限。     

德国侵占胶州湾地区与遗产性殖民文化

德国海洋战略兴起之后,占领胶州湾地区呈现出了很多优势。侵占时期,帝国海军署军事计划的制定者们在胶州湾租借地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可以实现"理想的现代社会秩序"的大好机会。这就使得胶州湾租借地与其他的由帝国殖民局管辖的海外占领区区别开来,德国在这片地区发展本国文化,殖民文化与胶州湾文化发生了碰撞与融合。德国走后,胶州湾地区又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建设,对现代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     

衔枚疾进与"政略突袭"一面外交烟幕,一面千里奔袭

1941年8月16日,面对美国方面全面禁运的极限施压,无比依赖外部石油供应的日本海军终于坐不住了.在当天举行日本陆、海军部、局级会议之上,日本海军方面首次提出了《帝国国策实施方针》.其主要内容为:以10月下旬为限,战争准备和外交交涉同时并进;至10月中旬,外交交涉仍不能取得妥协时,就动用武力.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突破和转折——1873年外使向清帝面递国书交涉事件简论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用武力和强权否定了清王朝以跪拜礼为象征的朝贡制度，此后又通过步步进逼的交涉，迫使清政府作出了历史性的让步。1873年6月29日，清朝同治皇帝基本按照近代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接受了各国使臣面递国书。清朝方面对此事的记载略而不详，因为这毕竟意味着“天朝”礼制的崩坏；西方各国却对此大加渲染，因为这代表着中国人心理上的“天朝”壁垒被突破。从更深层说，这又是中国走出深闭固拒，进入“万国”之列并互相交往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外交制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日本币原对华外交与郭松龄事件

日本对华外交在一战后历经调整,1924年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提出以对华“不干涉”、重视与国际(主要是英美)协调和重视经济利益为特征的外交政策。而于次年中国东北发生针对张作霖的郭松龄事件,币原外交受到挑战,结果郭松龄受到日本关东军的强力干涉,功败垂成。在郭松龄事件上,无论币原或军部的立场都较第二次直奉战争为强硬。币原本人所主张的绝对不干涉主义在此并未始终执行,而是顺从了军部、财阀、舆论的一致主张的出兵干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照会”与中国外交文书近代范式的初构

在乾隆年间清政府逐步形成了外交文书的“天朝体制”。此项体制长期受到来华西人的挑战。鸦片战争后 ,英国等列强以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为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照会”等近代外交公文范式初步形成。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外交文书体制的硬性干预和强制替代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强力移植过程。     

从华盛顿会议到九一八事变——论1921—1931年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阶段。本文拟以外交档案、文献为依据,探讨1921—1931年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基本脉络,剖析在东京交替出现的“币原外交”、“田中外交”的特征,揭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走上武力侵华道路其政策形成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