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桑比克沿海的一次海难

在1586年5月,果阿的总督和大主教收到一些信件,是来自于索法拉和莫桑比克的总督的,信中要求确证是否有一艘旗舰“圣雅各号”在一年前从葡萄牙驶往果阿,但始终未能抵港。信中称,这艘船已在莫桑比克沿海遇难。     

美国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新趋向--"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中美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议题,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美国外交也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学者们在讨论中注重文化因素和思想意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深化了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及美国外交思想的认识。对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有关问题的探讨,也反映了学者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上的创新。     

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近年来,围绕对“冷战”起源的讨论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史学界对战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了不少专著和文章。台湾学术界对此也有专论。有的认为当时美国并无一个明确的对华政策;有的则说美国政府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 究竟应该如何来反映和评定这一段历史?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它对战后中国和远东形势有什么影响?本文拟通过对1947年底、1948年初发生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辩论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一粗略的探讨。所以要分析这场辩论,是因为它几乎囊括了当时美国各派势力的政策思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面貌。     

多元文化教育的启示

我多年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也去过美国两次,多少了解到一些关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情况。美国教育的一些方面,值得我们在发展西藏教育时给予关注。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注重文化的保持和发展,致力于反映民族的多样性和各民族的平等性。我国的民族教育更偏重于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致力于解决教育和经济的衔接问题。     

历史书写及其政治语境——霍华德·津恩的“人民历史”及其影响

霍华德·津恩是美国新左派史学的著名人物,以其激进的批判精神著称。他的代表作《美国人民史》以"人民"作为核心概念对美国历史重新进行解读和叙述,反思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信念",指出以往历史书写背后隐含的白人种族主义、精英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种族"、"性别"、"阶级"为核心的分析范畴开始主导美国当代史学,津恩的"人民历史"恰逢其时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围绕津恩这种激进的史学思想在学术界内外展开的争论,体现了史学走向公众之后对政治价值观造成的冲击和分化,展现了学术和政治在历史书写问题上的巨大张力,这也反映了当代美国史学界在政治认同问题上所面临的分歧和挑战。     

二战期间美国对印度自决的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英国殖民地印度的热情陡然上升。美国同情和支持印度的自决。为促使印度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美国力促英国让步,并希望英国按照美国的榜样给予印度自由。然而,美国的两次努力均为英国拒绝。对美英关系可能恶化的担心,以及对印度国大党不妥协态度的不满,使美国最终停止了努力。美国对印度自决的态度经历了从积极支持到有限支持直至最终停止的过程,美国的非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实践反映了美国支持印度自决的政策底线,其意识形态诉求受制于它更高远的战略目标,这预示了美国战后在其他地区自决问题上的政策选择。     

十六七世纪德国威尔瑟－福格尔商社在东方的贸易活动

在近代早期的东西方贸易中,德意志商人一直追随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从事海外拓殖活动,在东、西印度以及包括澳门在内的西太平洋经济区留下了商业足迹。本文选取威尔瑟商社和福格尔商社进行个案研究,特别关注威尔瑟一福格尔商社驻亚洲代表费迪南德·柯隆在果阿、马六甲和澳门的商业和政治活动。试图揭示德意志商人在近代早期欧洲大国错综复杂的争霸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美加联盟中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博弈——以加拿大对华粮食贸易为核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中国发生的粮食紧缺问题,作为美国冷战盟友的加拿大开始采取自主行动,主动与中国开展粮食贸易。此时美国仍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加拿大的行为无疑与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相冲突,美国与加拿大的博弈由此开启。美加双方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加拿大希望扩大粮食销售市场,解决国内粮食过剩的问题,而美国更看重冷战联盟,并着眼于维护冷战联盟内部的团结,为此在不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向加拿大做出一定的让步。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博弈反映了作为联盟主导者的美国开展联盟管理的困境,也体现了联盟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张力。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反奴隶制的进步史学

美国独立以后,维护和扩大种植园黑人奴隶制同限制和废除黑人奴隶制之间的斗争,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美国历史中的中心问题。从1850年妥协案的成立到1877年南方重建的结束的近三十年,是美国历史中自由雇佣劳动制同种植园黑人奴隶制进行决战的时期,因为这一决战的高潮是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所以一般把这一时期称作为南北战争时期。 围绕奴隶制问题展开的斗争,集中地反映在南     

当代美国外交实践的悖论——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元论视角

当代美国外交实践中,有时采取把国际法凌驾于国内法的做法,而有时又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从而形成了外交实践的悖论,这个悖论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一元论两种学说的争论,反映了美国外交实践的矛盾性。但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空中变换采用一元论的两种学说,形成法制体系隔空隔时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实质上,美国无论采取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做法,还是采取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外交,都是为了在特定时空内使美国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试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对日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历史因素

20世界30年代前后,围绕日本侵华战争,门户开放和东亚新秩序这些问题,美日两国展开了长期的外交干涉。虽然日本的不断侵略威胁到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但美国仍然极力避免卷入战争。其原因是受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潮的反战倾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美日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影响导致美国对日奉行孤立主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人民反战的和平愿望,但实际效果却是助长了法西斯的卿略野心。最终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宣战,孤立主义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从本质上说,美国在围绕太平洋远东地区争霸的斗争中,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只能以武力解决。     

当代美国外交实践的悖论

当代美国外交实践中,有时采取把国际法凌驾于国内法的做法,而有时又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从而形成了外交实践的悖论,这个悖论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一元论两种学说的争论,反映了美国外交实践的矛盾性。但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空中变换采用一元论的两种学说,形成法制体系隔空隔时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实质上,美国无论采取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做法,还是采取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外交,都是为了在特定时空内使美国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布雷顿森林会议与美国对苏合作政策

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二战期间盟国规划战后世界秩序的首次大型会议,反映了美国将美苏战时合作关系延续到战后的决心和愿望。会议期间,美苏等国围绕基金配额、黄金配额减免、银行配额等问题展开博弈,最终在双方的妥协下,大会取得了成功。在美国的支持下,苏联正式跻身国际金融体系四强之列,苏联同时承认了美国在战后世界金融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对苏合作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美国战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重建世界和平都离不开苏联的配合,这是美国推行对苏合作政策的现实基础。然而,美苏在会议中的合作也非一帆风顺,美国在基金黄金缴纳问题上无视苏联的现实需要,体现了美国推动的美苏合作存在一定的限度,以不损害美国核心利益为前提。     

不可思议的果阿

印度入境卡背后有一句闻名世界的宣传语：“inconceivable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但我想说,那果阿,是Inconceivableindia中更不可思议的一个篇章。有谁能想到,这个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小渔村曾是20世纪嬉皮士运动的大本营,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主义新世界。更关键的是它在印度,如果能穿越时空回到1960年代,看到的一切肯定很有趣。     

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

旧金山会议前后 ,美英围绕究竟“哪一个中国”将参与对日媾和的问题 ,立场一度严重对立 :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英国支持新中国。双方为此持续争议 ,直到美国以非常手段迫英国就范。文章认为 ,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美英两国在远东存在的重大利害冲突、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 ,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 ,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美国自由通过和飞越国际海峡政策研究(1968-1982)

自由通过和飞越国际海峡是美国接受12海里领海的先决条件,也是其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根本目标之一.该政策肇始于1968年美苏海洋法谈判,旨在维护美国的国际海峡航行自由权利,进而维护其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不过,由于遭遇了国内外反对意见,美国被迫做出了让步,但政策并未发生根本质变.美国陷入航行自由困境根源在于1945年《杜鲁门公告》.自由通过和飞越国际海峡政策反映了美国海洋政策优先考虑事项的变化,体现了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利益;而《航行和飞越权利计划》的实施,则反映了美国重塑强权政治作用的意图.     

中美峰会揭示北京的大国抱负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在加州举行的峰会反映出,中国新领导人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国内确立了威信．并提出将中国打造成与美国比肩的“大国”的愿景。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有关九一八事变函电选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随后日本进攻锦州,在此前后,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裴克先后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铁道部长叶恭绰和国民党中政会常委、中常会常委汪精卫进行了会谈。会谈反映了裴克与国民政府要员保持紧密接触的情况,陈友仁等也表达了解决中日东北冲突的想法,他们都急切想了解美国对日政策,并都希望美国积极介入中日东北冲突,对日本施加压力,裴克对相关问题也作出了一些回应。相关会谈情况和内容,裴克都通过函电和备忘录的形式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公使馆进行了详细报告。     

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进行了系统考察。二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托管琉球与“第27号令”将中国钓鱼岛纳入其托管之下。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作为冲绳的一部分“归还”给日本,为中日钓鱼岛争端打下“楔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由“模糊中立”到当今小布什政府的“小心介入”,反映了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立场上的变化。     

战后初期美国关于普遍军事训练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战后初期,围绕杜鲁门政府提出的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美国国内不同群体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这场全国性辩论触及战后美国国家目标、公民责任以及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间关系等诸多问题,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全民军事化和国家权力威胁民主政治的恐惧心理,显现了杜鲁门政府在寻求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上所面临的困境。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的流产说明,即使在冷战初期国家安全观念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弥漫在美国社会的传统"自由"观念对国家权力的扩张仍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杜鲁门政府对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的宣传活动,构成了他们以"捍卫自由"话语为特征的冷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美国国内达成冷战共识奠定了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