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末官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清末官制改革始于1901年,持续至1911年清朝灭亡,是清末新政和立宪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在此时期,清政府对传统的选官制度做了大量的改革和调整,由此对官制改革的结局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对此作以初步的探讨。     

晚清刑部与法部之比较

清政府在官制改革的上谕中称：“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事实上,清末新政官制改革中法部取代刑部,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变换。法部和刑部相比无论从机构设置、具体职掌还是人员选拔任用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动。     

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政治改革

清末新政期间,在赵尔巽、徐世昌、锡良等人先后主持下,东北边疆进行了以调整官制和整顿吏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结果,原来的军府制度被行省制度彻底取代。新的官制包括行政官制、司法官制、地方官制三个方面;此外,各省还成立了谘议局以及府州县议事会。东北边疆的官制调整是由军府制度向行省制度彻底转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官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官制合璧的产物,它还适应了我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国情,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是清朝“因俗而治”传统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体现。     

试述贵州近代的几次机构改革

在贵州近代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机构调整改革,主要是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所推行的官制改革和民国时期国民党直接统治贵州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机构调整改革。这些机构调整改革,虽然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它在贵州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清末的官制改革1898年戊戌变法后,清政府迫于形势,为缓和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通过190！年至1905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推行新政,清政府并没有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的目的,相反,推行新政的结果,政府开支越来越大,对人民的搜刮也更加历害,各阶层人民的…     

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成效

清末为仿行立宪而进行的内外官制改革,是近代政体变革的重要内容。1907年清廷颁布直省官制通则,将东三省、直隶、江苏列为改制先行省份,以为各省示范。然因地区差异及改制期间各自遭遇不同困难,试办省区改革启动时间、进展及具体实施情形差别甚大,或由先行变为后进、或频遭朝野舆论抨击。动机与效果的相悖,虽最终出乎清廷预料,但作为改制先驱,其得失成败仍为政体改革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直省商政统筹与清末外官制改革

清廷对于直省商政的统筹,始于1907年颁布的直省官制通则.其通过设置劝业道统筹农工商各业,藉以实现“集权”之目的,恰是清末官制改革试图改变内外相维格局、转为上下有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改制前各省主管商政的商务局同时兼具生产与行政双重属性,无法完全归并于劝业道,导致清廷集权的举措未能按照预设安排施行.这一曲折不仅反映了改革目标与结果的差距,也表明制度移植不能脱离国情.     

清季三司两道改制

清末仿行宪政,由皇朝体制转为立宪官制,内外相维的设制须相应改为上下贯注。作为清代省一级行政主体的司道,是理顺上下关系的重要关节。受制於财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终放弃了全盘更新的方案,改为旧制框架内进行调整,设置三司两道。尽管司道改制类型不同、各地进展不一,却均以归并局所、裁撤旧官为基础,实行分科治事,逐渐推进政体变革,扩展了社会职能,成为民初省级行政架构的雏形。     

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

金朝中央官制,是经由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次改革之后,逐步确立、完备起来的。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与金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演变和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过程紧密相关.研究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对了解金朝初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少数民族汉化、封建化的过程,能够有所帮助。一、金初中央官制及其改革的原因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最主要部分的政治制度(国体和政体),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金朝中央官制由最初的勃极烈制改为汉官制,其基本的原因,是适应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和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的需要而出现的。这种改革不是一次完成的。汉官制的改革首先是在汉人地区进行,最后才推行全国。汉官制的改革只表     

试述清末黑龙江官制改革

1907年,东三省秉承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精神,开始进行官制改革。黑龙江省亦开始对行政官制、司法官制、地方官制进行改革。这次改革不仅有利于对黑龙江的行政管理,而且起到民族融合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祖国的东北边陲更加牢不可破。     

试述清季奉天省官制改革

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东三省承领清中央推行全国"新政"的精神,着手实施官制改革。奉天于是年改制建省的同时,亦开始对省级行政官制、司法官制及地方行政官制进行革新。此次改革不仅有益于对奉天的行政管理和民族融合,起到促进经济发展、加速土地开发利用、实现区域市场形成的作用,而且也抵制了日俄两国的交相侵逼,巩固了中国东北边疆。更重要的则是,为吉、黑两省官制改革提供了资鉴,树立了榜样,从而加快推进东三省政治体制向近代化的演进。     

20世纪以来樊增祥诗歌研究述略

本文在对20世纪樊增祥研究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将樊增祥诗歌研究概括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一一择要予以评述。在对樊增祥诗歌研究总结的同时,也试图就此管窥近代文学研究中旧体诗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民国以前唯一的广东财政钜篇——喜见清末《广东财政说明书》整理本问世

清末,政治腐败,武备落后,财力匮乏,国贫民困,外侮殷繁,起义频兴,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行将崩溃。清廷为避亡图存,不得不觅求生路。当时洋务运动已进行数十年,且经历了戊戌变法,故在有识之士影响下,决定仿效西方制度,改革旧弊,实行新政。新政的范围相当全面,包括政体、官制、法制、军事、公安、民政、教育、经济、财政等。其中的财政改革是稍迟的,始于光绪最末一年,是新政的最重要项目之一。     

清季三司兩道改制

清末仿行憲政,由皇朝體制轉爲立憲官制,内外相維的設制須相應改爲上下貫注。作爲清代省一級行政主體的司道,是理順上下關係的重要關節。受制於財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終放棄了全盤更新的方案,改爲舊制框架内進行調整,設置三司兩道。儘管司道改制類型不同、各地進展不一,卻均以歸并局所、裁撤舊官爲基礎,實行分科治事,逐漸推進政體變革,擴展了社會職能,成爲民初省級行政架構的雛形。     

唐宋官制对高丽前期王朝官制之影响——以中枢机构为中心之比较研究

我在《高丽国初与唐宋官制之比较》①一文中,曾把高丽王国太祖至光宗朝（公元９１８—９７５年）划为高丽王国官制史的草创阶段,而把景宗至元宗朝（公元９７６—１２７４年）视为新官制定制阶段。这个阶段的官制,与中国唐宋官制进行比较,即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由于这一时期官制内容丰富、范畴较广,本文讨论范围限定于两国中枢机构的比较,至于中央机构其它部分与地方机构设官分职之比较,俟另撰专文。高丽王朝前期的新官制,始自成宗“改官号”、“百僚朝会,一依中国及新罗之制”②,奠定了官制改革基础;后经文宗、睿宗调整,一代…     

独断与合议: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及运作

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标志着行省政务决策模式由督抚独断和幕友私人参谋向近代行政合议制的转换。光宣之际各省会议厅设置后,起初不仅在官僚体系内部即官的层面开放决策权,有限度地公开决策过程,而且将决策权部分向士绅开放,一度形成上下内外合议的决策模式。但是,在集思广益与权力掌控之间,经过前后反复,当局试图通过制度调整重建符合自己利益的行政秩序,且取其形而异其质。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会议厅合议的功能逐渐因督抚独断的强化而削弱。清末新政官制改革所反映出来的中西行政概念差异,以及围绕会议厅规则的几番变异,展示出近代政治制度变革进程的艰难与曲折。     

亲历清末官制改革:一位刑官的观察与因应

《唐烜日记》(丙午、丁未年)记述了晚清京官唐烜对丙午官制改革前后时局的观察与感受。身为刑官,唐烜亲身经历了大理院与法部的筹设过程及部院之争,在此过程中,唐氏也完成了从刑官到推事的转变。面对伴随官制改革而来的司法变革,唐烜除有意识了解些许新式法政知识外,主动因应这场变革的意识与举动并不多。官制改革后,身为推事的唐烜,总体上仍属刑官之范畴,其知识主体依旧是传统律学,司法推理、审案方式也变化无多,可谓身已新而心依旧。这或多或少体现了现代中国首批"新式"司法官的共性。     

美国行政系统官制的历史趋向

在深入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时,我们不能不看到除了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外,其高效率的行政系统官制在促进它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重大作用,然而目前国内尚缺乏较为全面系统地专门研究美国行政系统官制的论著。为了更好地纵观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准确地了解掌握美国行政系统官制全貌,认清其资产阶级民主实质,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通过探寻美国行政系统官制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变革的若干历史趋向,从不断改革、知识化专业化、人才竞争和科学管理四个方面的问题,略陈浅见。     

清末贵州新政述略

清末“新政”改革大致分两个阶段。1905年前,以社会经济变革为主,其内容有兴办实业、创办新学堂、编练新军、制订经济法规等;1905年后,则以政治体制变革为主、即成立资政院、设置新内阁、地方设格议局、改革地方管制、修订新刑法等。具体到贵州,前一阶段似以创办新学堂和编练新军较有成效;后一阶段则以成立诺议局和改革地方官制世所瞩目。一、兴办学堂1901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兴学诏书,要求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各省重要书院位于省城者均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州、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贵州巡抚邓华熙于次年…     

浅析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

本文从概述清末新政的历史背景出发,在分析了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基础上,提出了清末新政为今后的改革带来的教训与启示,总结了清末新政改革的历史意义。     

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以四川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省出于改变婚姻陋习、增加新政经费诸考虑,下令废止民间自拟庚帖,改为购买官方统一印制的婚书。推行过程中,制定了具体措施,广为宣传,逐级落实。然而,由于民间婚俗根深蒂固、推行方法失之简单、法律新规形同虚设等原因,致旧弊未杜,新弊日生,最终以失败收场。清末四川推行官制婚书,既反映了时局变动下政治、经济、法律与社会的实际状况,也表现了当时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契合与紧张,对审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