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清代宾兴

文章从大量的方志入手,对清代四川宾兴的助考费用、资金来源、管理作了梳理。宾兴是科举社会的产物和标志,有助学的成分,更以助考为主旨。宾兴是地方政府的典礼之一,更是一种经济活动。宾兴的性质既有官方的,又有民间的,更有官民结合的,其起源可上溯至宋代。     

清代边疆地区的教化与稳定——以广西宾兴组织为视阈的考察

宾兴原为一种古老的礼仪,至北宋时期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清代广西的宾兴始于康熙年间宾兴租的出现,嘉庆时期创建的宾兴馆则已成为一种捐资助学的组织。终清一代,广西13府州建立了数目众多的宾兴组织。宾兴是封建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的产物,通过宾兴,国家政策得以在地方实践,士绅则能够积极融入地方事务。宾兴推动了广西科举事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地方教化和维护了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桂东北地区石室墓的发现与研究

桂东北地区的石室墓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墓葬文化,其形制不见于同区早前阶段墓葬中,流行的碎物葬等习俗也是同区汉墓中所不见的,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说明其外来的可能性较大.而从石室墓的分布特征看,其很可能是经由潇贺古道传入桂东北地区的,推测其族属可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越人一支.     

鸦片泛滥对近代桂东南社会的影响

最先在桂东南地区出现的鸦片是从国外进口的“洋药”,通过广东输入;随后桂东南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和生产鸦片,称“土药”。从具体时间上来看,大体上在1858年以前,输入广西的鸦片主要是从国外水路进口的所谓“洋药”;1858年后,随着国产烟土的逐年增多,桂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国外鸦片与国内鸦片同时输入和过境的重要通道之一。广西地处边境,从陆路输入广西的鸦片也不少。在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从云南收买大批生烟土,运到越南加工成熟烟膏,其中一部分返销到广西内地。桂东南地区是云、贵两省烟土运销广东及香港、澳门、广州湾（即湛江）必经之地。广西是西南地区鸦片向外输出的重要中转地。虽然国产烟土的产量越来越多。但每年进口的洋鸦片在广西销售或经广西销往内地的一直没有断过,只是数量上有所变化,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受此贩烟热潮的影响,广西省内吸食鸦片的人数也逐年增多。清末以后,鸦片在广西东南部地区的泛滥较为严重,当时的鸦片进出口集散地主要集中在梧州、北海等地。     

新时代桂东南地区红色旅游发展路径探析

桂东南地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在红色旅游发展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逐渐发展为桂东南旅游业的主要品牌。目前,桂东南地区的红色旅游在资源探究、开发、整合以及具体表现形式和景点软硬件设施方面陷入发展困境。桂东南红色旅游发展只有以地方红色资源整合与系统性开发为前提、解决景点软硬件设施为基点,树立独特红色品牌,才能稳步提升红色旅游质量,带动地方经济向前迈进。     

清代吉林地区旱灾探析

我国自古为农业大国,很早就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魅为虐,如恢如焚。”①等相关旱灾的历史记载。每当大规模的旱灾降临,往往伴随着粮食歉收,百业凋敝,饿殍遍野。本文通过分析清代吉林地区旱灾情况及社会应对,进而为当今的防灾与救灾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韩国向汉字文化圈回归

几经沉浮：汉字命运在韩国 在文化上,韩国是与中国最相近的国家。他曾经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甲午战争前的韩国重要历史文化典籍基本上是用汉语记载的。直至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前,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报刊、政府文书都是韩、汉字混用,大约一半是方块汉字,就像日文还是汉字假名并用那样。就是在今天,汉字可以说仍无处不在：韩国上流社会人士出席会议时,前面摆放说明其身份的标牌、很多公司机关学校的名称、标志性建筑物上的标牌、商店的招牌、墓地的碑文、书店里韩文书的书和作者名、社交时互换的名片,还仍然用汉字书写。     

清代辽沈地区城镇发展述论

清代是距今最近的一个封建朝代,现代辽沈地区城镇的发展格局可以说主要是清代奠定的。清代的辽沈地区,曾经是满族崛起的“龙兴之地”、清朝人关后的陪都盛京和日俄战争的主战场,历经风雨沉浮的辽沈城镇,有的应运而兴,有的势穷而衰,命运不尽相同。通过对清代辽沈地区各主要城镇发展变化过程的叙述与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希望对辽宁未来的发展能够有所启示。     

清代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述论

清代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东联内地行省与京师 ,西北通西藏、四川 ,西南接缅甸 ,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它以驿站为主构架 ,以塘、铺为补充 ,驿递合一 ,在信息传递、差役过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在驿站的运转中 ,经费来源、官吏舞弊等问题也在本文的考察之列。     

晚清民国的宾兴组织与基层秩序——基于广西玉林地区的历史考察

宾兴之制,渊源久甚。《周礼》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此俗中经唐宋,与科举合一,制度日全,颇成官民和谐之美谈。降及明清,犹见演绎。不过,晚清以降,中华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科举制度式微,政府举贤选能的功能日受限制;宾兴之礼,亦悄然生变——先则“失之于朝”,继而“流散诸野”——民间宾兴组织泛起,自觉充当起地方“办理学堂的总机构”。     

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动态思考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存在四个以名山为中心的文化圈,即以华山为中心的华山文化圈,以嵩山为中心的嵩山文化圈,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山文化圈和以泰山为中心的泰山文化圈,它们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相对独立又渐趋融合,在华夏集团的形成和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清代皖北地区行政区划及其变迁

有清一朝,皖北行政区划调整分直隶州与府的调整、裁并与析增州县、佐贰官的移驻外署几种情况。雍正时,针对皖北凤阳一府辖域过大、人口众多和距统治中心遥远而难以进行有效行政等因,析凤阳府而设泗州直隶州和颍州府,并又以周围至广、民风刁顽和命案多发而分寿州增设凤台县;乾隆时期,由于水灾毁城等因,又分别并临淮县归凤阳、裁虹县入泗州,迁泗州于虹城;同治年间,鉴于淮北壤阔民悍和捻军之乱等情,作为善后举措,清廷分蒙城等4州县设涡阳。同时,为加强控制,在区划不变的情况下,清廷又将各级佐贰官移驻外派。     

清代中期永北地区社会矛盾披露与调适

入清以来,清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统治不断加强,改土归流的实施,大量移民入滇屯垦,各少数民族分布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移民、土司和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地处滇西北云南腹心区边缘的永北府,最终于1821年爆发了各族农民大起义。清政府以武力镇压起义后,在统治政策上做了重大调整,一定程度适应了该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社会矛盾得以缓和,生产也逐渐恢复发展起来。     

清代蒙古地区票照制度初探

清代蒙古票照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出入蒙地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的产物。它的推行对强化蒙古地区的控制,阻止汉人大规模流入蒙地产生过重要作用。但目前这一重要问题学术界研究还很薄弱。本文从票照制度的相关规定、产生的作用等方面对票照制度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对清朝蒙古地区统治政策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清代豫西地区的水权纠纷

水案,又称水权纠纷,是行政区、部门和用水单位在治水、用水中出现的一切矛盾纠纷,即因为争夺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产生的讼案。本文将按水利纠纷案件诱因的各异和纠纷方的不同将豫西水案分为四种类型,并试着探析豫西地区水案频繁复发的自然与社会因素。     

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

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是在清朝势力不断向西北推进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西迁人口主要有官方移民、民间自发移民和绿营兵丁及其眷属三种类型组成,官方组织陕甘人口西迁的主要动力先后经历过三次大的转折,因时而异的移民管理体系为移民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至嘉庆末,迁入安西地区的陕甘移民及其后裔约10万人,迁入新疆地区的陕甘移民及其后裔可能接近或超过55万人,其中大约有六成左右的西迁人口不在官方户口统计范围之内。     

清代陕甘地区仓储探析

清代是我国传统社会的总结时期,其赈灾救荒形式呈多样化、社会化的趋势.清代陕甘地区的仓储体系有其自己的特点与运作机制.最大的特点是社仓由政府出资设立,政府经营管理,而其他的社会救助形式如义仓则处于初创阶段,许多运营机制多效法东南地区,社会救助功能相对有限,但是这反映了陕甘社会民间力量的崛起与社会的发展趋势.     

清代中期苏松地区的地租与房租

在清代江南地区，土地租佃在农业经营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而房屋出租也相当普遍。但是由于资料所限，学界对于房租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对于地租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研究仍有待继续深入。有监于此，本文就清代中期江南的苏州、松江地区的地租、房租的问题（特别是对名义地租与实际地租、房租与房价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新的探讨，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促使学者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清代民国绥远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的时空变革

清代民国时期,地处塞北农牧交错带西段的绥远地区,因应国内外局势改观发生产业结构多元化变革,这成为当地经济地理的显著特征。清代中期以降农、工、商、交等非本地原生产业逐步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与当地原生游牧业初步整合为现代性的多元化地域经济结构,完成片段性量变向全局性质变的飞跃。清前期绥远地区全境牛羊遍野的游牧产业景观,也演变为民国后期稼穑弥望、工业企业众多、国内外商贸繁盛、公路铁路交错的多元产业新格局,成为区域经济繁荣、蒙汉关系融洽的多民族共同家园。     

清代京畿地区满族民间萨满教祭祀考析

由于清代满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其传统的萨满教信仰已与原始形态相去甚远,宫廷与民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