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考据派在方志学领域兴盛原因的另类探讨

在清代方志学领域,考据派一直超越文献派,占据主导地位,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关,但清代方志讹舛百出、学界对志书质量多有不满,也与考据派兴盛不无关系。其纂修意图,重在修正和避免前期志书的错讹,其纂修方法,有着信古籍征文献、轻采访重考证之特征。     

试析孙星衍的方志学思想

孙星衍不仅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者,而且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方志学家,他的方志学思想属于典型的考据学派,他主张方志以考据存文献,重视志书的资料的考证工作,因此孙氏所修志书史料价值很大,有极高的存史价值。由于受到考据学思想束缚和影响,贵因不贵创,重地理考证而轻当代文献。创新不足,贵因有余,厚古薄今,把地方志局限于地理沿革考证层次上,这样,他所纂修的志书难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性著作,只能算是文献资料汇编。     

乾隆《萍乡县志》研究

乾隆《萍乡县志》纂修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凡12卷,是清代萍乡第二部县志。纂修者胥绳武既是地方官也是藏书家,致力于方志纂修。在体例方面,受到乾隆时代方志学肇兴和考据之风影响,标明文献来源,注重源流考证。在内容上,增补康熙《萍乡县志》的阙略,扩大文献搜集范围,增加诗文的收录,并在地方名胜的考证,以及风俗考察方面有突出特色。     

《清代地理志书研究》评介

<正>邹逸麟顾问、华林甫主编《清代地理志书研究》2014年5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清代地理研究》第一辑,共收录论文15篇,按内容可分为舆图研究6篇和文献考据9篇。其中,文献考据类涵盖《四库全书总目》序文诠释、《清史稿·地理志》纠谬、方志史料的评介与利用等。邹逸麟《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系作者在台北中研院讲稿整理而成,详细记述了谭图绘制的始末,总结了其学术贡献,也并不讳言不足之处。该文特别提到了     

清顺治《汉中府志》纂修考——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书写

清顺治十三年(1656),汉中府知府冯达道主持纂修了清代第一部《汉中府志》。冯达道直接利用万历《汉中府志》旧志雕版重新刊印新志,在顺治《汉中府志》中系统保留万历旧志文献;又采取替换、增补方式将明末清初汉中史事融入志书之中。冯达道则以旁观者的视角对明清之际的汉中社会变迁、旧志编纂得失进行评论分析。全面考察顺治《汉中府志》的纂修过程与文献价值,对于后人理解明清易代之际地方志的纂修方式与书写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简述清代方志三学派及方志学的创立

清乾隆、嘉庆年间,是纂修方志的繁荣时期,方志种类极多,而且范围甚广。综观当时参加编纂方志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派,即辑佚、考据派,官吏、士绅派和史学派。     

简述民国时期的志草志料、采访册与调查记等文献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转型时期,其时的志书纂修也开始运用新的学科发展理念和科技手段。志书纂修过程中形成的志草志料、采访册与调查记等文献也被收入进“准方志”系列。本文从它们的名称、体例、内容等方面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简单论述了它们对方志纂修的影响和作用。     

论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特点

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数量与质量都取得较大成就,志书主修与主纂者文化素养较高,其中进士出身者较多,部分非进士出身者文史素养亦不在进士之下。纂修者多认为志源于史,为史之支流,或互为表里。实践中,他们多以"史笔"修志,尤其注重"信今传后",审异同,辨遗误,以增强志书的可信度,考证的内容广泛分布于志书各卷或子目之中。徽州府县志纂修者还明确提出"隐恶扬善"的修志倾向,为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乡善、义行等楷模树碑立传,表现出"隐恶而不虚美"的特点。这使得清代徽州府县志真实保存了更多徽州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信息,传承了徽州独特的地域文化。     

从清代方志看河南人与台湾开发的关系

清代,台湾纂修的志书达数十部以上,这些志书较全面地记录了台湾社会变迁历史,志书中的人物、职官等部分记载了众多大陆官员在台湾开发过程中的贡献。本仅以河南籍官员在台活动为例,证明台湾的开发与大陆各地人民密切相关,从而再次证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陈宏谋的方志学思想及乾隆《湖南通志》的纂修

清代贤吏陈宏谋曾为多部地方志书作过序文,还撰写了数篇与志书纂修相关的文论、信札等,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方志学思想。陈宏谋认为建置的变革、前志的不足以及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促使新志纂修成为必要。在地方志的纂修原则上,陈宏谋要求志书材料“须有切实按据”,以朴素的语句“慎重传言”;陈宏谋对志书的详略安排尤为重视,主张“详近略远”“详善略恶”,县志→府志→通志→统志,由详至略;他还强调新志的纂修应增加特色内容的载录。实践上,陈宏谋在湖南首设志馆,聘请“有史良才”,广采博咨,年余纂成首部《湖南通志》,在湖南方志纂修史上具有开创之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清代乡镇志书的著述体例与编纂模式

清代乡镇志书是重要的地方档案文献。其主要著述体例为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体例特征与选取原则一方面遵循仿效官方史学主导的档案文献编纂体系,同时也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富有鲜明特色。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模式主要表现为创修、续修、独纂、合纂,在志书编纂的先后次序和志书编纂的组织形式上分别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与清代地方基层社会乡绅文士对于修志的支持倡导,以及编纂者在修志过程中形成的群体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评郑献甫《象州志》对人物的记载

清代著名学者郑献甫纂修《象州志》重视人物入志,记载人物众多,把人物放在全志突出地位,注重记载人物的实绩,让志书发挥教化作用。但也有不足之处。     

清代经学之盛的现象及其复归儒学的思想内质

本文以清代汉学考据派戴震、钱竹汀为例,结合有清一代文士所面临政治地位不公的困境、文字狱的迫害与压抑、反理学与专制政权的思想动因,以及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士人复归儒家的思想旨趣,指出,清代经学考据之盛的根底里包含着深刻的重溯传统儒家的情结。     

清代扬州府志纂修方略对当今续志的启示述略

清代扬州府在续志的纂修中,施用了一些得当的举措,如根据实际确定续修方式;增新中注重补旧：因时而进增新增色;遵行资料注出规法;注重考证研究。这些举措不仅在当时促进了志书的纂修,而且也对当今的续志工作有所启示。     

图经与史法: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方志观

清代嘉道年间的蒋湘南是回族历史上第一位修志者,也是中国方志史上重要的方志学家。纂修方志是蒋湘南一生中的主要事业。在蒋湘南看来,方志具有地理和历史两大属性,前者要求方志重视地图,后者要求方志具有史法史例。在两大属性认知基础上,蒋湘南提出“图经”与“史法”的方志观,给清代的方志学注入新的思想力量,也是继章学诚之后中国方志学的一大发展。蒋湘南以该方志观为指导纂修的方志也成为清代志书中的典范之作。     

《清代诗文集汇编》立项与编纂选目述略

《清代诗文集汇编》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以宣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阅读需求、策应正在开展的清史纂修为宗旨。     

毕沅的方志学思想成就探析

毕沅是清代乾嘉时期杰出的方志学家,在修志实践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其方志学主张并未形成系统理论,一直被人忽视。文章从与毕沅有关的诸多方志材料入手,比较其差别,归纳其共同点,借此提炼出他在修志活动中所持有的先进思想和主张。毕沅在志书的体例、内容、纂修方式及用人等多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考辨求真的理论与实践——从《汾州府志·例言》看戴震纂乾隆《汾州府志》的特点

戴震是我国清代著名考据大家,纂修的《汾州府志》明辨沿革,重视图表,考之实地,详审核博,经世致用,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例言》提出了"重沿革","重考据","重民生"等较为完整的方志理论,成一家之言,《汾州府志》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编纂体现,具有鲜明的考辨求真的特点。     

强化质量管理力出精品志书

志书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要纂修出一部精品良志,必须从纂修开始,加强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本文从篇目设计、指导试写、总纂通纂、志稿审核、图片取舍、出版印刷等环节上论述了如何加强质量管理,保证志书质量。     

论俞正燮女性人物考据的方法和特点

俞正燮是清代一位称得上考据大师级的著名学者。他在女性人物考据方面,不仅擅长归纳演绎,重视文献佐证,精于情理推断,考据方法科学理性,而且以考据经世,立意高远,胆识过人,形式多样,考据特点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