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中的二佛并坐和文殊问疾

云冈石窟中大量出现的“二佛并坐”和“文殊问疾”雕刻画面,是北魏佛教流行《法华经》和《维摩诘经》的结果。佛教认为,《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五十年说法的最后至极教理,因而流传中国很早。西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年)就译出《正法华经》。至云冈石窟开凿(北魏社会繁荣期,公元5     

麦积山藏"报恩科仪"儒释孝子事迹考及相关问题

“报恩科仪”是佛教报恩道场仪之一,融合儒、释孝道思想于一体,集佛教经典、儒学伦理孝道观而成,基于中国传统孝道思想,而宣扬佛教“大孝”思想,进而以做道场的方式宣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产物。麦积山所藏的明代写本《报恩科仪》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对于研究佛教报恩思想的演变、南北佛教的交流以及麦积山周围佛教道场的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科仪”中所提到的儒释孝子共70多个,选自不同的古代文献和佛教典籍。     

关于领导干部"知"、"言"、"行"的思考

“知”、“言”、“行”既是认识论中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经典表述。领导干部作为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要努力培养读书学习的习惯,认真提高讲话文稿的质量,正确对待本职工作的实绩,在更高的层面实现“知”、“言”、“行”的有机统一,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     

敦煌佛教歌曲的背景和抄写方式

敦煌文献中存有大量的佛教歌曲,这些保存下来的丰富的佛教歌曲对研究当时佛教的传播情况及传播盛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这些佛教歌曲对今天佛教歌曲的研究仍有重要意义,是今日佛教歌曲追溯的源头。本文对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佛教歌曲的抄写背景及抄写方式作了具体论述,希冀对今后此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

“乘”是指运载工具。大乘佛教于公元一世纪左右形成。释迦牟尼圆寂后约百年时间,佛教徒中的一些人对教义、教规的理解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上座部、大众部两大部派。随后,这两大部派又不断发生分化。大乘佛教就是从佛教部派的分化中产生的。     

从出土文物看小乘佛教在西双版纳的传播

小乘佛教是云南傣族全民信奉的宗教.关于小乘佛教如何传入西双版纳的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笔者在本文中将综合历史文献及文物佐证,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正于专家学者.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后来分裂成上座部、大众部两种部派佛教,上座部即是保持原始教义的小乘佛教,大众部即大乘佛教.大众部主要流行在印度中部、西北部和西部,东汉时经中亚北传入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上座部佛教流行于斯里兰卡,后来又从斯里兰卡传到中南半岛诸国和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聚居的南部和西部,通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     

云冈石窟中表现的“孝道”思想——云冈“睒道士本生”画解

佛教艺术自汉代与佛经同时传人中原,一方面将印度及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社会宗教意识带入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断兼容着中国传统化思想的精华,从而形成多民族化不断融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云冈石窟作为中国早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之一,在表现佛教思想的同时,吸收古印度社会生活中能够配合佛教思想的寓言故事(以翻译的佛经为根据),加以集中表现。     

道安佛教教育思想探微

道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著名的佛教领袖之一。为发展佛教教育,道安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弘赞教理,宜令允惬"等主张,戒定了僧尼轨范,统一了僧尼姓氏,这一切构成了道安的佛教教育思想体系。道安的佛教教育思想为推进佛教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康熙二十一年"东北虎"在东北南部地区的分布

康熙二十一年,康熙皇帝前往盛京谒陵,然后北上,到达吉林。再从吉林返回,经盛京、辽阳、海城、牛庄、沙岭等地进入山海关。按照祖制,康熙一行出关后,多次行围,每次都捕获甚丰。本文综合各种史料,对这个时期“东北虎”在东北南部分布状况进行研究,并探讨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进而揭示人口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     

巴蜀"胡人"图像札记

四川、重庆两地汉墓陆续出土几种类型之“胡人”或日“非华夏族”图像,过去之研究有所涉及,以为与佛教早期传播有关。本文试对此类图像资料加以分析,讨论其主要发现情况及一般表现形式、“胡人”图像研究之核心问题（图像辨认与身份鉴定）、“胡人”与“胡人”图像之间关系以及巴蜀地区“胡人”图像之特征等。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