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人颂宝山城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前夕,重庆退休老中医、八十五岁高龄的台属吴煜章先生,将他珍藏多年的郭沫若、韩国钩、老舍、司徒乔等为淞沪抗战中守卫宝山牺牲的吴孝宾连长所写的悼诗、挽联、烈士画像等文物,捐献给了重庆市博物馆。这组珍贵的文物,记载了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捐躯的烈士们的业绩,唤起了我们的深沉悼念和崇敬。 吴孝宾字煊章,湖北安陆县人,是文物捐献者吴煜章先生的七弟。他少有报国大志,1927年二十岁时,投笔从军,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学习,毕业后在二十九军九十八师任上尉连长。“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他     

刘梵天创作《正义之神》始末

正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简称南京"抗馆")位于紫金山北麓王家湾蒋王庙街,是国内首座国际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2014年9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这里曾是国民政府空军的"国殇园",现如今镌刻着4296名为中国抗战牺牲的中外空军烈士的英名。其中,不乏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内的中共地下党人和苏联空军共产党员。一进纪念馆大门,映入眼帘的     

品《雅舍》之雅

梁实秋的《雅舍》,1940年写于重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39年5月,梁实秋随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编委会迁至重庆北碚,秋天,梁与吴景超夫妇在北碚主湾购置平房一栋,遂命名为“雅舍”。“雅舍”是怎样的一处寓所呢?文章开篇由四川农     

也谈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

2001年《炎黄春秋》第4期舒芜在《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读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一文中,对抗战时期陈独秀每月300元生活费来源问题引述了蒋梦麟在《新潮》中的一段话：“(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他,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     

王凤山将军生前身后

有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在台北市的“忠烈祠”纪念堂里供有他的牌位和遗像,在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英烈厅里展有他的简历;在中华民国褒扬令集(初编)第八册中有他的事略,     

《九歌·国殇》“题旨”辨析——由战国楚简相关祷祠实践而引发的思考

《国殇》对“殉国将士”予以“褒扬”的做法,与战国楚简关于“兵死”的祷祠实践相抵牾,基于此,以为《国殇》即“兵死”之“祭祷辞”的说法,恐难成立.在对包山简“东陵连嚣”称“殇”或有两种可能之推断的前提下,《国殇》以“兵死”为“殇”意味着“兵死”的“宗教身份”将由“非正常死亡”的“外鬼”而归入祖先类人鬼之列,使得“兵死”摆脱了作为“外鬼”的“强死”身份和地位以及“解”的遭遇.故《国殇》以“兵死”为“殇”并列入《九歌》诸神之中,实际上已经为那些战死沙场的“孤魂野鬼”争得了“名分”.《国殇》题旨或与战国楚简“族殇”祷祠仪式中娱乐降神活动的“祝号”存在关联,而《国殇》性质的考察,或可与 楚人“族殇”祷祠仪式中的“祝号辞”相联系,但将《国殇》与“祝号辞”对号入座式的比附或等同,则存在困难.     

珍妃像辨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总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冯荒同志的《关于贞贵妃肖像》短文一则,并同时刊登了一幅“贞贵妃肖像”的照片。同年,这幅肖像即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的《清代帝王陵寝》一书所录用,属名为“光绪皇帝的珍妃像”,并与瑾妃照片并列刊出。 无独有偶,民国十九年(1930),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故宫周刊》第三十期“珍妃专号”上也曾刊载了一幅珍妃照片,并在照片上端注有“珍妃遗像”四个大字,括号中,还注有“刘宫女言,照于南海”的字样。 这两张照片,即“贞贵妃肖像”和“珍妃遗像”,从相貌上看,判若两人,不知孰是。就其封号而言也相去甚远。封号之不同,照片之殊异,若不辨清,不仅对清史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有     

陈子涛烈士的皮包编辑部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陈子涛烈士遗像下,陈列着一只牛皮公文包。这只旧皮包,不仅忠实地记录了烈士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斗争经历和烈士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贞,而且也凝聚着人民群众对烈士的爱戴及怀念。《文萃》杂志是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９日在上海创办的一个进步刊物,社址...     

从出土文物谈古城重庆的历史

1976年12月,在重庆市中区二号桥铸造厂区内,发现了一个东汉岩墓,墓中有两块墓砖,四方形,高35厘米,厚13厘米,上有形似篆书的“江州庙宫”(图一、二)四个醒目大字。字的四周有棱形方块纹图案,十分清晰。这在重庆,甚至全川,都还是首次发现的珍贵文物。它证实了今天的重庆在秦汉时代叫“江州”,证明《华阳国志·巴志》上“仪城江州”的真实可靠。从“江州庙宫”这两块汉代墓砖的发现,可以探素山城重庆的起源。美丽的山城建于何时?确是重庆地方史中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有的史家撰文说重庆首创于殷周,有的     

《楚辞》“首身离兮心不惩”辨析

本文就《楚辞》名篇《国殇》中的名句“首身离兮心不惩”阐述了“身首分离”的内容和这一恒语产生的基础以及它在《国殇》中的意义。     

欧兴田:守护陵园慰英灵

<正>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为了证明一班兄弟的烈士英名于晚年到处奔波,现实生活中,同样有一位抗战老人,在固镇县任桥镇清凉村为2400多名烈士吹响了一支"集结号",于偏僻的乡村     

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自光绪、宣统以至蒋介石)的名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中,都有他的影响存在。他的平民化与誓死抗倭的精神长存。他的足迹印在巴山蜀水,无论是重庆的旧居,还是川南等地的抗战募捐,乃至都江堰、青城山的碑刻,无不显示了他的抗战历程和意志。至于山东泰山冯玉祥先生之墓的刻记“我,冯玉祥”诗,更是他人生昂扬奋斗大旗的光彩写照。冯玉祥将军多才多艺,善书能会诗通画,特别是他的诗,独具风格,并有时代意义,令人想到中国诗歌史上的“边塞诗”。他留下的作有《我的生活》(上、下册)、《我的抗战生活》、《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打胜仗的方法》、《冯玉祥读春秋左传刻记》、《不忘国耻问答录》、《冯玉祥诗选》、《冯玉祥先生在泰山刻石选》、《青峨游记》等20余部。时值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载“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一,以纪念与中国抗战息息相关和四川息息相关的这位“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冯玉祥将军。     

秋瑾生年小识

秋瑾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关于她的生年,目前倾向于1879年。新版《辞海》即主是说。1979年柯灵发表了《秋瑾烈士百年祭》(《中国妇女》1979年11期)一文纪念秋瑾诞生一百周年;秋瑾的故乡绍兴还为秋瑾举办了诞生一百周纪年念活动。但是,秋瑾究竟生于何年?目前尚有争议。在纪念秋瑾诞生百年之后不久,就有人撰文说:“去年(1979年)不是秋瑾烈士的一百周年诞辰”(史翼:《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实际上,关于秋瑾的生年,     

丰子恺在遵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丰子恺随浙江大学西迁遵义。起初住在城内,继迁罗庄,随后又迁到狮子桥附近的南坛巷熊宅寓楼。因前临湘水,便用苏东坡改写《洞仙歌》中“时见疏星渡河汉”之意,给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星汉楼”,并书之以颜其额。丰氏除在浙大授课外,还著了《绘画改良论》,编绘了一部《子恺漫画全集》,出版了《艺术修养基础》、《子恺近作散文集》、《子恺漫画选集》及与肖而化合编的《抗战歌选》第一、二册。一九四一年,丰氏与遵义耆宿赵乃康及浙大文学系主任王焕镳等人到新舟沙滩扫清代诗人、学者郑珍、莫友之、黎庶昌墓。丰氏除画了郑、莫、黎遗像及郑墓原状想象图外,还画了《高楼阑槛知何处,剩有寒梅照     

武汉三镇公祭空军四烈士(节录)

昨天,武汉各界的民众就用了最辉煌的仪式来追悼张效贤、杨慎贤、陈怀民、孙金鉴我们四位可敬可爱的空军烈士.在白布彩扎的中央挂着四位烈士的遗像,都流露着英武勇毅的姿态.遗像底下很恰当的放着湖北省民众抗敌后援会的黄色匾额“报国同心”,左右两边挂着蒋委员长的一副挽联:“搏斗太空,     

《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题跋

《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为刘峨士（奉璋）先生作于1945年3月。图长二三九。七厘米,纵三三。三厘米;纸本,无设色。由于年深日久,原图底色已变成棕黄。1944年“黔南事变”爆发,原藏于安顺华严洞的八十馀箱故宫国宝奉命紧急转移至重庆巴县飞仙岩庋藏。原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主任庄严（字慕陵）为纪念在安顺的那一段难忘岁月,特委请同在安顺华严洞守护国宝的同仁刘峨士先生绘就此图。落款为“乙酉春三月为慕陵道兄写华严洞图??峨士”,引首“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九个篆体大字,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所书。图成后,庄严先生视若至宝,随身携带,遍请师友题跋。此后一直珍藏在身边,在他生前从未披露。直到他去世多年后的2010年,方由其子、台湾著名摄影家庄灵先生撰文介绍,并首次发表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紫禁城》杂志。笔者闻之,经与庄灵先生多次洽商,蒙其慨允,寄赐原图电子版并诸贤题跋,刊于安顺《黔中文化》第十七期特刊。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贵州省文史馆王尧礼先生选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七辑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专辑时,将此图收入此辑中的《抗战贵州画录》。以下即该图原题跋释文及题跋者简介。值得一提的是,题跋者中,一位“习安张敬”为安顺人,即著名西南联大校歌的作曲者张清常之姊;另一位孙垚姑为贵阳人,是庄严夫人申若侠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读时的同学。     

寻找少校麦姆瑞

在腾冲国殇墓园有一块墓碑．它是为14名美国烈士而立的．但上面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夏伯尔巾尉。当试图为这块墓碑补齐名单时。我们才知道,在滇西战场上除了飞虎队以外．还有一支美国陆军部队在帮助我们．它的代号是“Y”。2003年初冬．在滇西     

玉门的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

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很多人都知道,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没有蔓延到河西走廊乃至玉门地区,这一带当时还是抗日的大后方。但是,在玉门却发现了一块不同寻常的“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有关这块碑的来历就成了一个谜。在玉门清泉乡火烧沟原始村景点的碑林中,醒目地立着一块高１．７米的碑,石碑正中上书“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碑额从右往左有“成仁取义”四个大字。碑右上书“××××民国二十七年七月××××（１９３８年）”。左边落款处只见“玉门”二字,其他很难看清。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     

不要辨“正”为“误”——答张宏明先生

《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发表了张宏明先生的《〈金石录校证〉标点辨误一例》(以下简称“张文”),摘引了拙著《金石录校证》卷十一“祖丁彝铭”中一段文字:“李氏名公麟,字伯时父,有《古器图》一卷行于世云。”张文认为“字伯时父”的“父”,应当“为下一句之首。即《古器图》一书系李公麟父亲所写,而非李公麟之作”。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想提出两点反驳的意见,以就正于张宏明先生。一、《古器图》的著者绝不是李公麟父亲。张文认为“《古器图》一书系李公麟父亲所写”。试问证据何在呢?查一下宋代的正史和野史、笔记,根本没有这种记载。如果李公麟父亲确曾写     

孙中山佚文《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及其思想

1993年5月,笔者应阚维雍烈士海内外亲属请求,为烈士寻“根”,得见民国十年(1921年)刊行的《阚氏宗谱》残本数卷,意外发现该宗谱首卷有两篇序文,一篇是王揖唐撰《合肥阚氏新修家谱序》,一篇是孙中山撰《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两序皆1920年4月写于上海。经检索现有孙中山著述,均无此篇序文,始知该序为笔者首次发现的孙中山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