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西域民族

宋元时期 ,西域的民族格局上承隋唐时期的余绪 ,下历契丹、蒙古人西迁浪潮的激荡 ,经历了一次分解又重新组合的过程。其间 ,旧的一些民族 (部族 )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新的一些民族形成了 ,从而奠定了近现代新疆民族格局的基础。这一时期 ,西域政治上虽大多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的状况 ,但 12 5 2年别失八里等处行省的设立 ,则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省之肇 ,标志了西域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初步完成。一宋初 ,受 84 0年回鹘西迁影响 ,西域民族格局已与唐朝管辖西域时期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此时 ,天山西部地区有西迁回鹘建立的喀喇汗王朝 ,东部地区则有…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宋元时期吴淞江流域的稻作生态与水稻土形成

北宋初期,吴淞江流域仍有许多圩田内存在着大量的休耕地与不得耕种的积水田,水稻土的脱潜与剖面发育较慢。到了后期,吴淞江流域的水环境和农作技术都在推动着水稻土剖面的完全形成。宋初的丰水环境出现了变化,吴淞江的淤塞使这一地区的旱田化作用增加,脱潜化程度加强。与此同时,农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搁稻、施肥、翻青和开沟技术,都促进了水稻土的良性发展。     

宋元时期地方城市中的谯楼和钟鼓楼

谯楼与钟鼓楼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重要建置,学界以往对二者的关系尚未厘清。谯楼起源于城门上设置的眺望高楼,宋元时期成为衙署门上的重要建置,早期为高等级城市特有,至南宋时期随着敕书楼的权宜措置而在县邑城市普遍推广;元代谯楼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发展,南方城市中谯楼更为普遍。钟鼓楼伴随着元代夜禁制度的具体规定而产生,在都城到地方城市都可见到,其在元代有两个类型,一类由谯楼演化而来,一类为元代专门创建。城市钟楼在元代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自此产生了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对后世钟鼓楼脱离衙署独立创建产生影响。     

我国宋元时期的青白瓷

宋代是我国瓷器的蓬勃发展时期,一方面发扬了唐代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涌现了很多新兴的瓷窑,大都集中在两宋都城开封及杭州的邻近地区。为了适应宫廷及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少民间瓷窑在原有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与提高。有的被选中烧造宫廷     

西昌发现宋元时期的茶具

在四川西昌市城市建设的改造旧城区基本建筑工作中,常发现一些古代陶瓷碎片的堆积。其中发现了不少古代茶具的残片,现根据两件比较具有特征的残片标本,作如下的记述：一件白色陶土烧制的茶擂钵底部标本。陶质呈白色,硬度比较高。平底,直径5厘米,内外无施釉痕迹。内底有横竖排列的四根一排的刻划阳线五条。线条作用是蠕磨一种不太硬的东西。器物上都已残毁,对其高度和外层,口沿是否施釉,已无法知道（图一）。另一件为红色陶土烧制,陶色呈红色,硬度比较高。实心高脚底,直径5．5厘米。高2．5厘米。轮制,总高8厘米,口沿直径13厘米…     

试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社会阶段

裴李岗文化遗存,是我国考古工作者于70年代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河南、河北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它的发现和发掘工作引起了国内考古、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为我们认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社会经济、氏族的发展阶段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实物资料,也是我国原始社会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关裴李岗文化的面貌、内涵以及文化属性,近年来不少人对其进行了各方面的探讨与研究,认为它与老官台、元君庙以及宝鸡北首岭下层文化等遗址一样,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但在对裴李岗文化的更深入的认识方面还存在有不同的分歧。诸如是否已经产生了私有现象,男女间是否已出现社会分工等。本文就裴李岗文化的部分有关问题浅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一组宋元时期的玉雕童子

在传世文物当中,有着大量衣着各异、形态不一的玉雕童子。由于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这类作品极其相似,考古发掘材料中又未见有玉雕童子出土。古文献中也很难见到有关琢制玉雕童子的记载,因而,鉴定工作亦有一定的困难。     

浅析宋元时期同安瓷业的成因

古代闽南窑业的兴盛与沿海港口的对外贸易。存在特别密切的关系。本试就宋元时期同安瓷业的兴起与繁荣。并走向衰败的内外因作一些探讨。     

德清出土的宋元时期瓷器

在浙江德清各地,曾发现过2处宋代墓葬、1处元代遗存,共出土了3批瓷器,包括龙泉窑、景德镇窑、定窑等窑系的产品,丰富了宋元时期瓷器及墓葬研究的实物资料,也对研究德清当时的人文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宋元时期闽南沿海区域的陶瓷业

<正>宋元时期,位于福建南部的泉州港是我国对外贸易中心,"外国贾客蚁聚,番货云集于此,由中国往外国及由外国来中国,莫不于泉州港放洋或登陆"。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使得泉州港附近地区兴起了许多仿烧国内各个名窑的窑场。与泉州港毗邻的九龙江沿海区域在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大批的窑场。本文所要论及的闽南沿海区域,主要是指以九龙江的入海口为中心辐射的沿海地区,包括厦门,同安,漳州的市区、龙海、     

宋元时期徽州的蒙养教育述论

宋元时期,徽州地区基础的启蒙教育相当繁荣。这种繁荣,具体表现在：官立为辅、私办为主的蒙养教育体系形成;一大批理学名儒热心训蒙事业,同时“择师教子”亦在徽州形成风尚;以及童蒙教材的大量编写,并形成区域特色等三个方面。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其一是与徽州大族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有关,其二是与新安理学的兴起紧密相连,其三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推动。     

汉唐至宋元时期的闽台交流

福建与台湾两地早在汉代就开始了交往,但是却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唐中叶以后,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台湾的交流逐渐密切起来。到了宋元时期,福建人民移居澎湖,从事开发,由此以澎湖为桥梁,闽台两地各种形式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而揭开了闽台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朝鲜王朝的土官制度

朝鲜职官分京官职、外官职、土官职三大类。土官是由本地人出任的协助军政主官处理地方事务的官员,亦分东西两班,其品级被限定在正五品至从九品范围,地位又逊于相同品级的京官和外官。朝鲜开国时,土官仅设立在济州、平壤府和永兴府3地,世宗为防御建州女真和充实新置府州实力,在鸭绿江和图们江南岸大量增置土官,其后历经调整,土官仅分布于永吉道和平安道12地府州。土官不由科举,依据才能、功绩等多种途径选拔,经本地军政主官拟差,再由吏曹或兵曹承王旨差下除授。土官仕满固定任期后可由低品向高品迁转,亦可因才干卓著转为京官或外官。比较可知,朝鲜王朝土官制度主要体现国家权力秩序结构中的层级支配性,与明清中国的土司既有相似之处,差别亦很明显。     

论法国封建专制时期督办官集团的社会政治特征

论法国封建专制时期督办官集团的社会政治特征陈文海法国自１５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日渐强大，其政体逐步向专制君主制过渡；与此同时，国家机构的具体组成亦随之发生某些变化，直接对君主负责的官僚机构逐渐取代了等级君主制时期对...     

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

本文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的文献记载讨论了宋元时期中国瓷器对朝鲜半岛瓷器的影响,并主要探讨了中国出土的高丽瓷器、它们输入中国的途径及由此而体现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荥阳官庄遗址两周时期制陶原料的来源及加工工艺分析

为探讨官庄遗址两周之际制陶原料的选取与陶泥料加工工艺的差异,本研究以官庄遗址泥料坑出土夹砂陶泥料、泥质陶泥料及泥制陶坯、夹砂陶坯,和遗址所在自然沉积地层中的全新世古土壤、马兰黄土、附近枯河河道河砂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粒度、磁化率、X射线荧光光谱(XRF)分析方法对样品进行分析实验。研究结果表明:1)官庄制陶原料来自于遗址所处地点的晚更新世、全新世以来的沉积地层,其中夹砂陶泥料和陶坯中的羼合料主要取自于枯河河道中的河砂;2)遗址使用期间,早晚不同时期的陶泥料选取和加工工艺有所不同——早期以马兰黄土或全新世古土壤为原料,经严格的淘洗工序后,选用优势组分为1～11 μm的部分添加河砂制备成夹砂陶泥料,粗粒河砂与细粒黏土比例为1∶4;而晚期出现了以全新世古土壤为原料,直接或只经过简单淘洗工序后制备成泥质陶泥料。     

中国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器

在中国南方地区曾发现过多处宋元时期窖藏,并出土过数量可观的仿古青铜器;这些窖藏大都有相关的纪年,而且其中某些仿古青铜器本身就带有制作年号,提供了宋元仿古青铜器重要特征的识别依据,甚至可作为它们断代的标尺。本文即从这些有一定代表性的,且来源途径可信的出土仿古青铜器着手,以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梳理分析其特点。以期对传世的宋元以后仿古青铜器的断代提供参考。     

从族谱看宋元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

珠江三角洲大规模的开发始于宋代,移民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元时期,中原大地战乱频繁,沧桑更迭,而偏隅南部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却相对稳定。在北宋末、南宋初及宋末、元初两次大迁徙中,从中原及江南度岭侨居的士大夫陆续流寓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尽管有些学者对于散居珠江三角洲诸族姓称始迁于珠玑巷持怀疑态度,但这一时期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导致人口激增是有史料记载的。我们所要研究的,不在于南迁诸族世系的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