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疫病与防治管理制度探析

日本自古便时有疫病流行,19世纪后,霍乱、鼠疫等输入型疫病进入日本,造成了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阻碍了近代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预防疫病发生、降低损失,控制疫情蔓延,日本政府在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医疗技术手段的同时,从法制化、程序化等管理体制层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此同时,日本在民众中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科学知识,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当今社会,疫病种类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以来形成的卫生防疫措施在诸多方面已经不能应对新的疫病危机,但是近代日本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传统向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过渡的做法,依然值得当代社会借鉴。     

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清末,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在沿袭传统应对疫病办法的基础上,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基于上述两种制度,北平形成疫病防治机制,在应对天花、霍乱以及猩红热等地方性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1952年重庆防疫网的构建

1950-1952年,受环境卫生条件和湿热气候的双重影响,各类突发性疫病在重庆交相肆虐,使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进而引发社会恐慌.在此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优势,在构建防疫网的过程中,将突发性疫病防治与社会改造、民主建政等中心任务相结合,既成功遏制了突发性疫病在重庆的蔓延和流行,为广大民众构建起生命健康的安全屏障,又使党和人民政府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可.解放之初重庆的防疫实践,为新时代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明清时期,国家对疫病救疗虽有行动,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降,国家逐渐建立了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应对疫病的观念也日渐积极。这些启示我们:第一,国家对救疫在制度上的缺失,既反映了传统国家在统治理念上缺乏对民众生命的真正关怀,同时也是承认自身能力不足的务实之举;第二,利用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不仅有助于实际的疫病救疗,而且也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性互补;第三,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实际也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虽然意义重大,但需充分重视其限度;第四,应历史和人文地认识传统时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观念;第五,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于瘟疫的防治至关重要。     

会而有议与会而无议：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运行机制考察

基层社会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场域。为更好地促进基层政权健康高效发展,动员、组织、武装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诸多制度,施行了许多政策。“开会”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故被广泛运用于中共基层政权运行体系。对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策的贯彻落实远比其制定更重要,而村庄正是中共与民众互动的元场所,亦是中共召集会议最多、最频,进而使其各项政策和指令落地之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会议既直观地展示了民众的参会意愿和现场表现,亦间接地呈现出民众对中共政策的回应及中共应对民众诉求的经验策略。     

1980年以来国内宋元明清疫病史研究综述

1980年以来,对宋元明清疫病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的内容涉及到疫病爆发的地理环境、疫病对人口、对战局、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疫病发生后社会各界的应对措施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成果有力的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民国时期旱灾中官民应对与调适——以1934年的江南旱灾为中心的探讨

1934年长达3个月之久的江南大旱灾,考验着政府和民众在应对灾害上的能力,更使官民关系在这场大的灾害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大旱灾中城乡民众进行的祈雨活动与近代科学的背离,使已逐步接受近代科学的官方人员与民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各地官员对祈雨活动的态度和应对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和结果。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检方施治:防疫方书与清代的疫情防控

抄录、编撰、刊印、传播、参阅防疫方书,是清代疫情期间常见的医疗实践活动。防疫方书的大量涌现是一次次疫病流行激发的结果,是疫情防控实践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染疫病人救治、防疫力量动员、防疫知识整合和普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媒介作用,是相关人、事、物实现链接和互动的一种重要途径,是人们积极主动地应对疫病、控制疫情、维护生命健康的一种"原动力"。相较于其他常见防疫举措,防疫方书深度参与到多种疫情防控实践中,实际构成了一种自发性、分散性、非制度性的疫病应对机制,具有成本低廉、传导性强、覆盖面广、溢出效应大等特征。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抗争”之辩:多重能动性、性别和马拉维政治

近年来,学者们对"压迫问题"的研究逐渐转向更为细致地理解人如何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内生存。许多研究不再仅仅把底层民众看作是被压迫的受苦人,而是更倾向于考察人们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手中的资源以增强自身力量,并藉以表达自己意见、改善经济处境,或者瓦解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们的企图。受莱拉·阿布·卢格霍特和雪莉·奥特纳的启发,我对学界过分强调"抗争"的问题提出批评,一些学者的研究过分关注寻找抗争者和解释抗争行为,而不是审视权力不公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以马拉维政治领域中的表演者为研究焦点,从特定语境出发,对现存的权力网络进行民族志的调查,总结了底层民众应对统治的多种方式:逆来顺受/消极被动、功利性接受、抗争和反叛,并详细分析了民众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藉以讨论权力如何得以协商,尤其是底层民众如何体验和应对统治。     

身份之锢——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探赜

良民证虽是战时日伪政权推行的一种身份控制手段,但相关概念在战前乃至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即已有之,国民党亦在"剿匪"区颁发过良民证。其区别除形式之外,主要是历史语境和概念指称的不同。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不是唯一的格式化制证,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形式。日伪政权推行的良民证制度,带给民众的无疑是难以挥去的梦魇。饱受凌辱的民众奋起抗争势所必然,中共也通过各种斗争方式予以应对,其中破坏和利用良民证,是其重要的应对方式。伴随着日本的投降,束缚民众身份自由的良民证制度最终被废止。     

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

1940年代以前中医医生和官方在鼠疫流行时的无效应对 ,导致 1 9—2 0世纪云南、广东和福建三省大量人口感染鼠疫和患者的高死亡率 ;民众自发采取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 ,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防疫手段。 1 940年代以后 ,中医医生和民众的治疗和防疫办法仍未有大的改观 ,官方开始抛弃民间的传统防疫方法 ,实行现代防疫措施。     

核能德国政府的双刃剑

政府无可奈何地拖延时间,渡过这个舆论关注的枪口再议。而德国民众、反对党和媒体在说：“我坚决反对核能,但我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乞留:明代舆论的清官期盼与官员调留

<正>在中国历史上,官员在任满当迁、丁忧当服、受诬当贬、获罪当惩、患疾当免时,民众集体吁请留任,是谓乞留。汉唐以来,有关乞留的记载不绝于书,但作为一种自发性、集体性的社会舆论,乞留的频繁发生当在明代。这种颇具"民主"色彩的舆论行为,曲折表达了广大民众对清官的集体诉求和无限眷恋,充分彰显了民众舆论力量对明廷执政理念的警示和矫正。而官方对乞留行为的诸般应对,不仅折射出明     

论明代宝钞行用中的“喜新厌旧”现象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行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厌弃旧钞的现象。此现象是宝钞不同时期主要问题的外在表现。宝钞发行初期,因元末币制大乱给民众留下了旧钞容易被折价的印象,宝钞尚未完全取得民众信任,因此细微的钞样调整就引发了民众拿尚能使用的旧钞来在京行用库倒钞的行为。政府随即广开在外行用库,该措施反而使制度冲突导致的“制度逆变”被暴露,加剧了倒钞现象。宝钞贬值时,商贾为规避处罚,以折价或拒收旧钞的方式来达到收取其他更稳定的通货的目的。宝钞被排挤出市场后,势要之家、铺户、收钞官吏相互勾结,通过拒收旧钞的方式迫使民众纳银。明廷的应对暴露了其在危机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的不足。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改善民生

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努力保障广大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和谐相处。博物馆文化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博物馆应该成为改善民生的积极力量。因此,重视消除文化贫困、维护文化公平,关切基层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降低文化消费的"门槛",解决各类困难群体、弱势     

尝试与困境: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请愿中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地青年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大有非立行宣战不肯罢休之势。蒋介石为此亲自出面,积极应对,却收效甚微。其间民众的诉求与政府的外交目标相去甚远,而蒋介石对青年运动的认识与应对亦存在制约与偏差。该事件使南京政府对青年学生运动陷于失控状态,并使得蒋介石充分认识到处理民运问题的复杂性,从而逐步转变了其应对类似事件的思路和方法。     

“我不会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正在斗争……今后任何问题都可能会导致自民党垮掉和政府更迭。日本需要一名强势领导者,以应对内政外交复杂局势。"这是在竞选期间,福田康夫最有激情、叫得响的一句口号,也是最受日本民众拥戴的一面旗帜,尽管这与他持重、温和的风格有些不一致。但日本民众最有感触,5年半的"小泉时代",让日本的内政外交几乎走进了死胡同。一年的"后小泉时代(安倍政权)",小泉政治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日本人头上。那么,福田能够带领日本民众走出小泉的阴影吗?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辨

济南惨案后国民党领导了各地民众的反日运动,但这种领导是被迫而为之的。国民党中央考虑,与其放纵民气,使善于发动民众的中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或因压抑民众致使民心丧尽,不如把反日运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反日运动的前期,国民党对各地反日运动有所协助,但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济案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方的压迫以及对国内局势变化的考虑,终于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打压了下去。国民党中央应对反日运动的手法粗糙,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其反帝立场已大为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