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儒道大会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为缓解中国的反日情绪、营造亲善表象,日本利用尊孔手段大肆开展对华文化侵略。1932—1935年,斯文会负责整修东京汤岛孔庙,并召集中国儒者与圣裔参加儒道大会,成为全面抗战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高潮。日本的文化侵略是促使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防止日本挟持圣裔的需要,国民政府克服内部分歧,于1934年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与此同时,为改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以中央名义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凡此举动,均在国民党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     

胡适是尊孔复古派吗?

正名人身后是非多。胡适亦然,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头顶的帽子就又多又重。其中一个叫"新尊孔复古派"。之所以冠上"新",一来,有别于五四前的老尊孔复古派;二则因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后向右转,坠入尊孔复古泥淖,带些嘲笑味。那么,胡适果真是尊孔复古派吗?指胡适尊孔复古,依据大抵有二。其一,1923年前后,胡适曾为青年学子开过"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且倡言"整理国故";其二,他作于1934年、并于     

《訄书》修订和尊法反儒——原刊本、手校本、手改本等研究

章太炎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当他投身革命的时候,是生气勃勃、尊法反儒的,但后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逐渐退到"宁静"的书斋去尊孔读经。章太炎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的演变过程,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从进步转向倒退的一个缩影。     

浅谈扶风五郡出土“琱生尊”的器形及相关问题

本文在梳理西周时期陶大口尊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器物形态的比较,并结合陶大口尊的出土背景分析,认为扶风五郡"琱生尊"是模仿周原地区西周居址遗存中陶大口尊造型而制作的。进而根据铜尊铭文内容及窖藏出土环境,探讨了其铸造地与召公采邑地望的关系。     

李贽的尊法反孔思想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贯穿着尊法反孔和尊孔反法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斗争的历史证明: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着反动、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而尊法反孔则是革命阶级和进步思想家反对复古倒退的思想武器。在两千多年儒法斗争的历史中,明代末年被反动统治阶级视为"洪水猛兽"、"异端之尤"的李贽,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尊法反孔倾向的进步思想家。当时,维护孔学正统地位的道学家奏劾李贽,说他"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     

从曲阜一带的几块碑刻看历史上农民起义中的反孔斗争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两千一百多年以来,我国劳动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和解放,在他们对反动统治阶级所作的长期的英勇的斗争中,也包括了种种不同形式的反孔斗争。反孔还是尊孔,历来就是我国历史上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乙瑛、韩勑、史晨三碑看东汉统治者尊孔的反动实质

生活于春秋后期的孔子,是当时正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为了维护奴隶社会的反动统治秩序,是顽固地反对革命的。正因为如此,一切剥削阶级没落时期的顽固的统治者,无不鼓吹尊孔,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以孔子的反动思想作为加强对人民剥削压迫的精神武器。剥削阶级的尊孔活动总是和当时的阶级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     

“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下)

"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有两次关于批孔的讲话.一次是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他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是这样,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另一次是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还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辛亥后尊孔思潮评议

向来论者莫不以为辛亥革命之后的尊孔思潮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有着重大关联,甚至认为尊孔思潮是政治上出现的帝制复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其实,上述判断大有可商榷之处。     

行走武夷山 村野文化——麒麟吐玉书与尊孔意识

著名导演胡玫编导的大型历史题材故事电影《孔子》,近期正呈现在全国亿万观众面前,一股“看孔热”与“说孔热”在街市坊间形成文化气流,媒体也无不将其弄得沸沸扬扬。子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顶尖人物,尊孔就象征着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伟大的孔子因而有了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尤其是在民间的尊孔行为与尊孔佳话,不胜枚举。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地区敌伪政权的奴化宣传——以湖北沦陷区伪政权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沦陷地区敌伪政权为了支持日本的对华侵略和殖民统治,除在军事和经济上积极配合支持外,在舆论宣传和思想控制上也费尽心思,不遗余力地对沦陷区民众进行殖民奴化宣传。它竭力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诋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宣扬欧亚人种的对立,分裂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为法西斯集团及其附庸歌功颂德。为了使其宣传更具蛊惑力,敌伪政权的奴化宣传以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为"旗帜",并披上"尊孔"的外衣,同时盗用三民主义名义,将自己标榜为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继承人。然而,在坚持抗战的中国人民面前,敌伪政权的这些丑陋表演,都只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伎俩,并不能发挥多少欺骗和麻痹中国人民的作用。     

重实践、重现实人生的孔教——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孔教派是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以康有为为核心、以孔教会及其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不忍》、《经世报》等为组织、舆论基地,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和宣扬孔教为国教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尊孔思想派别。     

对《呼兰府志》载一则出土文物传说的调查

<正>曾任过呼兰知府的黄维翰编纂的《呼兰府志》是黑龙江省较早的一部府县志书。志书对辖域内的呼兰、巴彦、兰西、木兰等地著名文物古迹多有记载。但因当时各地报送的入志资料有的为传闻口碑材料,而编著者又不能一一前往核实,致使该志书古迹条目中出现了个别的传说轶闻与史实不符的问题。如在古迹条目中,兰西县女儿城出土铜佛像,载为出土"罗汉铜佛像十八尊,高各三尺余"的记载。如果志书所载出土的"罗汉铜佛像十八尊,高各     

祭孔礼仪的标准化与在地化

祭孔礼仪(旧称释奠礼)制度的形成,有赖于历史上的一些王朝和君主在整饬与统一礼仪标准方面所做的努力,其实施在古代也主要凭靠政府的支持和推动。20世纪以来,祭孔礼仪在东亚各地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形态与风貌,在基本形制上主要出现了古礼和今礼两大类别。在追求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今天,祭孔礼仪的"在地化"势在必然,而新一轮"标准化"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的介入,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世界各国崇孔尊孔者之间的思想与文化交流,建立在他们对于释奠礼仪及其信仰表征的本真性的自觉追求之上。     

从苏州两块碑石看明朝统治者鼓吹尊孔读经的反动本质

苏州三元坊原孔庙内有两块明代的碑石。一块是嘉靖四年(1525年)镌刻的《古圣贤赞》碑(原碑无碑名,这是根据它的内容来定的),碑高207厘米,宽99厘米;一块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镌刻的《苏州府重修儒学记》碑,碑高269厘米,宽123厘米。这两块碑是明朝反动统治阶级鼓吹尊孔读经的历史见证。所谓"赞圣贤",就是"尊孔",所谓"修儒学",就是"读经"。剖析这两块碑文,对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或许不无助益。     

大慧寺彩塑造像定名研究——兼谈“标准器比较法”

北京西直门外大慧寺大悲殿内现存一堂佛教造像:殿内中心位置的主尊是千手观音菩萨立像,其旁有童子和龙女像,其前有两尊对称的协侍菩萨立像;殿内北壁及东、西两壁下共有彩塑造像28尊。为了研究这批造像组合的性质及其所表现的思想文化内涵,就需要先确认它们各自的准确名号。经查,这批造像中有多尊造像存在着同一尊造像的名号与以往公开的材料中并不一致的问题,而且鲜有专门的定名研究成果进行说明,现有的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进行文物鉴定工作来确认各尊造像的身份。文物鉴定包括鉴别真伪、确定时代、确定名称等。在文物鉴定中会广泛的使用"标准器比较法",但在使用这一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使用条件,即作为"标准器"的参照物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诸多因素。本文以北京大慧寺的28尊彩塑为例,在探讨文物定名的同时一并浅谈使用"标准器比较法"时需注意的一些问题。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大慧寺28尊彩塑是二十诸天像与天龙八部像的组合。     

明末浙江大儒朱舜水流寓日本后的主动在地化——以朱氏所赠三尊孔子铜像为主线

本文所说的"主动在地化"是指朱舜水为适应日本社会而进行的自我调适.在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孔子像有无数种,面貌不同、形象有异,实属正常,传到周边区域后,出现"在地化"现象也很自然.而塑像、画像的不同,既与不同制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也与制作工匠、画匠的技术水准相关,传到周边国家后,经过各国的自主选择或"在地化"过程,又使形象各异的孔子圣像被并存分祀于各地.这种文化现象,在孔子形象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某种外来文化是否能适应输入地的水土条件乃是其能否成功传播并开花结果的关键因素.这一现象在朱舜水所赠日本人的三尊孔子像上表现得相当明显.     

孔望山摩崖三尊大石刻造像之考证

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除了唐代前后的佛教造像外,有少数为道教与世俗内容者,其雕造时代与佛教遗像有别。本文所要提出讨论的是摩崖中三尊最大的石刻造像。 这三尊大型大刻,曾有数文进行过论证,但由于考察方法不同,对其内容尚未统一认识。《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七期《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只是笼统地将其与周围佛教造像混为一淡;同期发表的《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察》一文,俞伟超、信力祥同志根据《东海庙碑》认为是道教造像;步连生同志在《文物》第九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探》中又认为是佛教造像;同期上,李洪甫问志在《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中,则论为世俗内容,并进而考证为“西王母”等。     

论民国初年陈焕章的尊孔思想

陈焕章在民国初年提倡尊孔,主要是为了保存和发扬国魂、国性和国粹,进而重建国民道德。他用现代西方人主义学说重新解释孔子的一些思想,也是为r实现孔子学说的现代转型,使孔子之道适应现代生活。从陈氏尊孔的实际效果来看,他是个失败。这种失败应主要归因于他对时代大势的错误判断,同时也与他对孔子学说的误读息息相关。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