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简“折咸米”“备米”补论

吴简中出现的"折咸米"和"备米"均为传世文献所未见。"折咸米"是具有赔偿性质的米,其在粮食的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产生。对于所损耗粮食的赔偿则由临湘诸乡吏民分担,并非由造成损失的人单独负责。"备米"是对吏民拖欠赋税的征收,其并非由损耗产生,更不具有赔偿性质,只是对之前未完成缴纳赋税的人的督课行为。"备米"中的米来源于赋税拖欠者的补交,并非由仓吏的赔偿。在"折咸米"和"备米"的征收过程中,下层的"吏"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明代女户的界定及其社会待遇

明代女户分为传统意义上的女户——妇女担任户主的民户,和非传统意义上的女户——承担特殊职役的人户.传统意义上的女户须承担国家的正役并向国家缴纳赋税,但享有政府免除杂差的优待,并且政府多把其编入"畸零户"中.非传统意义上女户主要包括宫廷女户、宴乐女户、抬轿女户等,其中以宫廷女户(包括朝天女户)为主,同时,由于其有固定的职役,明廷为了保证他们完成任务,一般也会给予其免除杂差的优待.     

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

本文利用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回疆档案文献资料和清代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对库车和沙雅尔两地的赋税征收制度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回疆粮赋征收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主要土地占有形式"原垦地亩"和"官地"二者田赋的征收是"视岁收数目"而非土地面积,显示出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的赋税征收制度的差异。制度规定以籽种的十倍作为实际产量来征收田赋,在此基础上总体上确定某地田赋总额。回疆各城粮赋征收额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粮赋实际征收中出现明显的负担不均衡的现象。     

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略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而赋税中以粮赋收入为大宗。清代的粮赋包括地丁银和田粮两部份,总称为田赋。民间完纳田赋,俗称“完粮”或“交粮”。田赋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即向“业主”(主要指地主)征粮,佃农则交租而不承担田赋,这就是所谓“业主完粮,佃户交租”、“粮从租出”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因向封建政府交纳钱粮,列名于粮册,故称为“粮户”。佃农则交租而不纳粮,     

从乾隆建阳田赋案论清代的赋税管理

清代赋税日常调整及决策机制是清代赋税政策趋向的重要体现。在清代前期的多次赋税调整中 ,乾隆元年 ( 1 73 6)对于福建建阳县田赋案 (私自降低征收标准 )的处理 ,就赋税征收额度和范围确立的依据、赋税征收与民众生活安定的关系等问题 ,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说明。分析表明 ,清朝的赋税管理实际上是在中央严格的原则和地方的灵活应对之间进行运作的。     

清中后期西南边疆田赋蠲缓与国家财政治理

清代西南边疆田赋虽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大,但关系国计民生,事涉边疆安全与稳定发展。清廷对其财政治理主要表现在应对灾荒与战乱的田赋蠲缓、减轻民众赋税负担的普免积欠和整治田赋征缴积弊。1799-1911年清廷蠲缓云南田赋总额近乎免除该省17年田赋之额征,其中荒田赋额占蠲缓总额的95%,且历经多年未能规复。户部认为外省田赋征缴积弊严重,清廷因此加强财政治理,在西南边疆推行钱粮征信册制度,但受多种因素困扰,实行十年收效甚微。尽管地方官员多否认田赋征缴积弊,但西南边疆普遍存在土地清丈未行、册籍缺失不实、制度执行走样、例荒例灾捏报、官吏因循疲玩等弊端,且延续至民国时期。     

也谈“不办承料”——兼论唐五代时期有主荒田的请佃

对于敦煌文书中出现的"不办承料"一词,学界大多认为其涵义是不承担或负担不起官府赋税。也有观点认为其涵义是"无力营种"。笔者以为,"不办承料"的主语是土地,其含义是由于土地较为贫瘠,产出较少,不足以缴纳该地所分配到的赋税,即耕种该地入不敷出。并结合唐五代时期的有主荒田请佃来考察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土地归属的问题。     

试析明清山西折亩——兼论清代山西田赋地亩的形成

折亩与田赋税收直接相关,是明清土地登记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讨论明清土地数据问题的关键环节。基于资料发掘和多视角的考察,认为明清山西地区折亩存在较为广泛,主要由丈量标准尺度不一形成折亩、将土地数字合至"原额"形成折亩、不同生产力地亩与纳税亩的折算等方式形成折亩;垧、堆等大亩亩制习惯在山西地区广泛存在,并实际用于民间土地买卖和纳粮收租;清代山西田赋地亩形成的主要方式为折亩和级差赋税,其中部分级差赋税隐含折亩信息,所以很有可能实行建立在折亩基础上的级差赋税。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唐宋田赋的“损免”与“灾伤检放”论稿

随着两税法的建立 ,田赋灾免成为与唐宋国计民生关系更为密切的政府行为 ,如何做到及时、如实 ,是宋朝改进唐朝田赋灾免制度的立法考虑 ,其中有不少合理成分。在实施过程中 ,宋朝一直存在地方官员讳言灾伤或检放不实的弊病 ,其原因包括检放程序过于繁细 ,以及其他制度如地方官员考课制度、财政利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牵制等 ,不宜以“吏治腐败”一语以概之。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田赋正项始终是清代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田赋盈余则构成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它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该书讨论的田赋,既包括地丁银为主体的地丁钱粮,也包括漕粮,属于广义的概念。该书考察的时段是“后耗羡归公”时代,即雍乾之际至清末,大致在1730—1911年。     

对1927～1937年农民田赋负担的思考

国民政府初期,在增加财政开支的同时,却无力开辟财源,只能单方面地求助于提高税额或增添税种,从而使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远远高于"法定"田赋负担;而临时摊派和征收过程的积弊造成的额外负担,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此外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不等价的。这些情形表明,1927～1937年农民的田赋负担沉重且不合理。     

从汉"里"谈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里"和"丘"

吴简"里"只是一个虚拟的户籍单位,而"丘"作为临湘地区的一种居住单位在东汉末年就已存在,到孙吴时演变成带有强烈屯田色彩的居住单位,但还不能视为一种"聚"与"村"之间的自然聚落方式.出现"同丘不同乡"反常现象的原因为某人从某乡迁移到另一乡某丘居住、耕种时,其户籍单位未能及时变更,故在缴纳赋税时只能记在其原来所在乡的籍账上.     

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在平定

正明朝末年,土地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向地主阶级手中集中,失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同时两级分化的速度和规模也在快速发展,但统治者还是一如既往地横征暴敛,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据记载,万历末年,河南的福王仅一次就被赐田地两万顷。同时赋税也高得惊人,仅以1599年为例,这一年的田赋就比二十年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1619年到1627年这九年间,田赋又以各种名目"加派",     

官、绅利益博弈视野下的设县之争——以明代青浦县为例

明中叶以降,面对松江地方繁重的行政压力和日益凸显的逋赋问题,地方官建请在松江府析置青浦一县,以分摊赋税征收和行政管理的责任,设县议案获准。而松江士绅阶层从维护田产利益和便于逃避赋税等方面考虑,在朝野上下强烈反对增设青浦县,并利用嘉靖后期郡人徐阶掌控朝政的有利条件,促使朝廷作出罢废青浦县建置的决策。随着以徐阶为代表的松江士绅阶层在政治上的失势,在松江地方官和朝中反徐阶势力的合力推动下,最终促成青浦的复县。明代青浦设县的案例表明,县级政区的置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运作过程,其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绅两大地方权力阶层在朝野的博弈情况。     

大明王朝亡于税收?

正明朝廷有一项规定,亲藩受赐田地载于金册,免缴全部税粮,免除差役。这意味着大量占有土地、资产和资源的王公贵族以及官僚阶层游离于税收之外。明朝后期,免税土地的范围越来越大,大量应税耕地滚雪球一样集中在特权阶层名下,变成免税耕地。公元1502年,全国田地总数8357485顷,实际缴纳田赋的土地只有     

新中国“国庆节”的来历

<正>"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意思是说,国家有了值得庆贺的好事,他就独享好处利益,主子或者国家有了忧患就觉得和他没什么关系)的记载。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     

西汉“复作”的生成机制及身份归属探讨

"复作"是西汉时期的一个称谓,围绕着复作的生成机制、身份归属,古今学者众说纷纭。实际上,官私债务是西汉复作人员的重要来源,依据有二:一,对汉武帝泰山封禅后的同一道诏书,《汉书》言"行所巡至"免除"逋赋贷",对应着《史记》所言"行所过毋有复作";二,居延新简有临之燧长薛忘得沦为复作的案例,这很可能是因其导致官物损失所致。从因官私债务而入官府劳作的特点来看,复作应当是秦代"居赀赎债"的替代品。但居赀往往要并称其爵位,说明"居赀"在身份上属于民,同时也表明,这一称谓尚不具备独立标识身份的功能。西汉复作已具有独立标识身份的功能,因此,它应当是介于编户民与刑徒之间的过渡身份。复作适用于刑徒,大概正是对这种过渡身份移用的结果。     

忽必烈的“带病提拔”

正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大胆启用人才,其中提拔最快的,要算阿合马。只不过,忽必烈提拔阿合马,走的不是正常程序,而是"带病提拔"。阿合马一开始是察必皇后下属一名使人,忽必烈在全国招揽人才,皇后就推荐了阿合马。忽必烈经过简略面试,就任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史",掌管国家财政赋税,成为元朝财政权臣。忽必烈没有     

“大一统”: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

正"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中,意思包括对王者地位的尊崇以及对疆域的占有和"私言"的控制。"大一统"的第一个意思是要树立一种正统的王道秩序,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大一统"就是要"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要获得正统,王者不只要据有王位,还得拥有相当广大的疆域领土。"大一统"的另一个意思是要把思想意识集中到古圣贤的言论之中,比如董仲舒就说过:"今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