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语录操的“出笼”经过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革命“造反”的狂潮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演变到崇神状态,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     

“七君子事件”真相

2004年3月26日上午,一座再现1936年震惊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中的七位主角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形象的大型青铜雕像,在上海福寿园落成。雕像落成后,人们不禁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一幕：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名人士响应中国共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

四清运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四清运动中,湖南是表现最积极的、也是开展运动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特别是运动期间在益阳县发生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对全省四清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波及全国。为此,本文试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述评。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安亭事件”是上海“工总司”成立后制造的一个卧轨事件,是搞垮上海市委的一个严重步骤。其概况是：     

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老高三”四十年

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读学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倔犟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而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全部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都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都是一个使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     

“文革”中的宿县“小反复事件”始末

宿城即宿州,也称宿县,曾是中共宿县地委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蚌埠地委一分为二,淮河以南划归滁县地委,淮河以北划归宿县地委。我由原蚌埠地委办公室被分配到宿县地委办公室,继续担任抄抄写写的秘书性文字处理工作。虽然我不是什么重要头儿,也没有任何实权,工资待遇更是菲薄得可怜,但领导还算信任我,我的那份差事曾为许多人所倾慕。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着。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我那紧张有序而又平静的生活也一下全打乱了。“文革”中,宿县地委机关大批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原地委副书记郭永锡,因不堪屈辱,跳楼自杀;原副专员…     

“文革”期间的周恩来

2003年的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27周年。为了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谨以此文作为纪念。要造反派交出彭真早在1966年3月彭真就被扣上了“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5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判。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因面临各大专院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反的势头很大。谁也不曾想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12月4日,彭真被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     

1936年“民族”渡沉船真相

1936年元旦刚过．广州长堤和西濠口一带．便贴出好几大幅新船启航告示．说民生航运公司斥巨资建造的“民族”渡,定月中启航,行走江门、三埠一线。又说,这艘木质的拖渡,比它的姐妹船“民权”、“民生”渡更加庞大、平稳,更加富丽堂皇等。这时,接近农历年晚。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红卫兵组织将他们搜集到的曾在过去报刊发表过的毛泽东论著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文稿、批示、批语等,编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论著集(以下简称“万岁本”),许多篇目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没有的。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春天来到京城的时候,作者整理《人民日报》史料,发现了拍摄于1948年春天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年轻女编辑卞仲耘——当时人民日报社仅有的几位女编辑之一。随后我又发现,这位1938年投身革命的前辈竟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1966年8月5日在她工作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从《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难者,她的生命轨迹怎样迤逦而来,又怎样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断？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1955年4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至今已有57年了。50多年来,中外媒体对这一案件不断有所报道,但真假混杂,众说纷纭,讹误颇多。作为参与此案处理的当事者之一,有必要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作些披露,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     

“文革”期间的杨成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杨成武和杨勇、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杨得志已先杨成武而去。1955年首次授衔时健在的上将如今已经寥寥。一代名将杨成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来临后,也难逃厄运,被吞噬在这场“红色运动”中。     

中南海“黑旗事件”

《杨尚昆生平纪事》一书记载：“1958年,春,毛泽东认为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中‘扶右反左’,杨尚昆因此受到批评。”据当年在中南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同志回顾,该书所说的：“扶右反左”是指中南海“黑旗事件”;“受到批评”是指撤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简称：中直机关党委）及杨尚昆担任的党委书记。笔者通过翻阅资料及走访一些当事者,以“回归”当年的事实真相。     

“解散湖北黄冈县党部及县农协事件”真相

1927年5月,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渐向右转。表现之一就是肆意诋毁农工运动,利用农工运动中的过火行动,大做章,或捕风捉影,或无中生有,用以攻击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其中所谓“解散湖北黄冈县党部及县农协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