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研究

在英国学派研究方法中,历史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派依托世界历史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英国学派也成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桥梁。根据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提出了"首要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英国学派对界定国际社会和阐释世界历史变迁标准的一个特殊贡献。首要制度是国际社会的深刻的、不断演化而来的社会结构,包括主权、外交、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际法等。次要制度与之不同,它是被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制度主义)者所研究的一种建构的、工具性的制度和国际组织。在定义首要制度及其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后,人们就可以进而关注由它们衍生出来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英国学派以首要制度的变迁为基准,对现代国际社会进行一个简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叙述。最后,反思了全球国际社会的理念和更趋于核心—边缘的现实结构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核心—边缘结构中,西方核心和其他各种区域性的国际社会共享各种制度和存有各种分歧。     

弗洛姆社会批判理论的评价及其当代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著名的批判理论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范式和方法。本文在追述弗洛姆思想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继承,肯定了理论贡献,剖析了不足,并指出了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和指导。     

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

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具有重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通过对思想史研究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长久以来,虽然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欧洲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领域,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历史性"的考察。20世纪80年代,"剑桥学派"的兴起才改变了这一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以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考斯莱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又提出"概念史"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学者们又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思想史的"国际转向"。目前,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正在深化对具体内容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同时展开了对思想史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和讨论。而对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学术界研究范式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和动力,以及重构思想史研究未来的取向与学术特性。     

“新史学”:从思潮到流派——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

梁启超以历史解释、史学致用、社会整体、科际整合以及历史编纂等为基本要素所粗略建构的"新史学"范式,在"五四"以后并未被新历史考证学终结,而是得到继承、拓展和深化。这一时期,梁启超本人的变化体现在思想资源获取途径以及中西文化态度方面,而非治史范式的转移。与此同时,许多学者沿着相似路径继续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广泛摄取西方学术养分,实现了新史学理论的二次提升。故此,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一齐构成中国现代史学的三大干流,且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从自身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现代化

<正>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两种典型的研究范式:一种是革命史范式，将1840年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历史，视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历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和中共工农革命;另一种是现代化范式，将这段历史诠释为从传统的中国走向与全球先进国家接轨的现代国家的过程。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经总结过西方中国研究的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来的“冲击—反应”论，把近代中国历史理解为由西方的冲击而产生的回应。第二种范式是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传统—现代”论，这一范式到今天还有巨大的影响，把近代中国看成是如何克服传统、走向普遍的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第三种范式是帝国主义论，从全球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和中心—边陲的二元模式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各种历史现象。⁽(1))这三种范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都对中国史学界发生过影响，其中“冲击—反应”论和“传统—现代”论被现代化范式所吸纳，帝国主义论为修正版的革命史范式所收编，形成了多个预设性...     

陈独秀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五四时期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同时期的李大钊一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来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近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动,政治上成为"半殖民地",进而提出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陈独秀还以"革命史"观看待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百年历程看,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建立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是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重要开创者.     

从“王朝”到“帝国”的转移——西方学术范式中“历史中国”的意涵变化

正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基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相对忽视对"国家"与"帝国"的研究。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认识到"社会"无法脱离开"帝国"以及相应政治制度的影响;(2)同时随着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史和后殖民主义等各种学派对于"帝国"的关注,世界历史领域中出现了"帝国转向","历史中国"的叙事也发生相应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概念自身就具有一种"荒唐的杂乱现象"。(3)故有必要对这种学术范式的转移加以认识。     

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不过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它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对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之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     

现代性何时进入犹太社会?——有关犹太社会现代转型起点问题研究的演进

犹太史学界在有关犹太社会现代转型起点问题的研究上,经历了科学主义、民族主义、流散地本位、全球史的几重范式转变。19世纪初,主张融合和同化的犹太教科学运动的学者将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起点定在启蒙与解放上;20世纪上半叶,坚持巴勒斯坦中心史观的"耶路撒冷学派"强调,现代犹太史并不始于犹太人融入外邦主流社会,而始于犹太人与以色列故土重新恢复政治联系;而几乎与此同时,东欧和美国等地的犹太历史学者主张犹太自治以及流散地犹太社团的活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史的兴起,注重联系与互动的研究路径又将转型的起点向前推至近代早期。透过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犹太社会现代转型起点问题研究的演进脉络,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犹太史学家对于现代性的回应,同时可见时代主题和身份认同对历史分期的深刻影响。     

美国学界的“非西方中心”史观

萨义德的《东方学》揭示了西方的东方学中长期存在的“帝国主义真相”．这就是通过对中国“特殊性”的考察来证实西方的“普遍性”和“中心位置”。以后,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被柯文称之为“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本文认为,尽管有的学者受国际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鼓舞,试图建立一个非西方中心的历史研究模式。但他们在力图把西方经验局限于“地方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律。因此。要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论”和各种形式的“地方中心主义”,必须克服各种偏见,培养一种“非中心意识”。     

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法国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

西方史学近几十年的变化可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为集中表现,因为年鉴学派“已经取代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地位,而且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中心锻炉”。西方史学的发展和进步由于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很难用某一种范式来归全,但人们至少承认“年鉴学派是新史学中最有影响、因而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此,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条件     

同异之间:礼与仪式

Ritual是现代西方宗教研究的基本范畴,中译为仪式,与本土范畴"礼"形成有交叉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把礼置于ritual和西方宗教学研究范式中,比较礼和ritual的同与异,可以从新的角度探讨中国宗教研究的基本出发点。Ritual作为表现信仰的象征性行为,其现代意义形成中摈弃了文本、情感和自我修行,而这正是礼的基本内涵与特点。儒家的礼作为从上古习俗中固定化、文本化的传统,始终与其根源之俗遥相呼应。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方面是精英以礼化俗,另一方面是民间的俗不断改变礼。因此我们对中国宗教实践的考察必须反思西方宗教和仪式研究的范式局限,同时关注礼和俗这两个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不断互动的传统。     

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

本文在回顾19世纪后期以降朝鲜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与随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学,以及20世纪50至80年代两个朝鲜交织而又差异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概况基础上,通过梳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状况,呈现韩朝历史编纂学重要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变。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主导,80年代以后逐渐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研究方式等影响,出现历史修正思潮,与韩朝史学界自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取向交错感染,辩难纠缠,形成非常复杂的学术状态。晚近韩国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已经做出较有深度的评析。透过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推演历程,可以看到现实价值取向与历史客观性取向之间的复杂纠结。     

近二十年来《年鉴》的趋向

法国年鉴学派以1929年1月创刊的《年鉴》杂志为核心,是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它在20世纪引领了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革命,例如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关注日常生活史等。随着1989年社会政治的变化与"文化转向",《年鉴》杂志也开始重新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范式,转而关注"表象"等感觉史,进而转向关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当代史,由此引导了"审美转向"到"伦理转向"的发生,同时透视了未来"交叉史"的趋向。《年鉴》杂志在这场转向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考察来自欧洲之外的历史经验。     

新的资料 新的窗户——《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简评

《现代西方史学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364页现代西方史学流派蕃衍不绝,令人眼花缭乱;各种史学著作汗牛充栋,检索钩稽不易,这对我们学习历史,尤其是研讨现代西方史学史带来了困难。《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下简称《文选》)的出版,不仅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增添了有益的新资料,而且也为一般读者从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了解现代西方社会,开拓视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粗略看来,《文选》一书有如下几个特色:     

建构中国本位的历史发展体系——读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

赵轶峰先生新近出版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深刻批评,力图从真正的"本土"视角出发,呈现和阐释中国文明、文化、社会共同体的结构模式与演进历程,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这样一个统摄性概念,并围绕这个概念对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充分展示了"大历史"的活力和魅力。此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激发学界对于"大历史"的关注和兴趣,推动对于中国历史独特发展道路的探索与讨论。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现代化理论与德国近现代史研究——联邦德国史学界研讨情况

20世纪下半叶盛行的现代化理论是5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首先提出的。他们以当时的美国社会为模式,树立了一系列衡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标准,为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规划。在许多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发展项目失败以后,英美社会学家倾向于将现代化理论历史化,研究的重点由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转向现代西方的形成与发展史,即18世纪晚期以来(或更早一点,16世纪以来)欧洲与北美的历史。在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的社会学家与社会史学派将英美的现代化理论引进联邦德国史学界,特别是引进德国近现代史(即德国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