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汉石经《鲁诗·大雅》的分什与篇次——兼辨上博藏汉石经《鲁诗》残石真伪

汉石经《鲁诗·大雅》诸篇的诗次是近代以来石经研究者与经学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前辈学者的努力下,随着石经残石的渐次出土,《鲁诗·大雅》中《生民之什》的碑版与篇次已愈发清晰。而通过对《鲁诗》校记残石的缀合,则可进一步复原出汉石经《鲁诗·大雅》"第三什"的篇目与诗次,整个《鲁诗·大雅》的分什情况亦因之而基本明了。在此基础上,结合汉石经碑图复原的阶段与历史,可以发现,上海博物馆藏《鲁诗·大雅》残石在碑版上与新出土汉石经残字相矛盾,观其行款,基本确定此石当为张国淦《汉石经碑图》面世后据其碑图排列所作的伪刻。     

汉鲁诗镜考释

1978年,在武汉见到汉铜镜一(图一),背有东王公、西王母、四灵及镜铭一周,雕镂甚精。镜径约14·6厘米。镜铭一周凡八十余字,审其文字乃是《诗经·卫风·硕人》章。时由纪君宏章拓一纸。归来与毛诗校核,其铭文虽精,然在边缘苦拓不到,乃手摹其文。自来汉镜传世极夥,以诗入镜,平生只此一见。审其形制,镜鼻大是后汉特点,雕镂又与传世建安年号镜相仿。据史书记载,汉灵帝熹平四年石经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熹平四年至献帝建安     

亦汉亦魏:《司马芳残碑》的时代及意义

《司马芳残碑》的碑主是不是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尚存若干疑问。此碑所载的碑文、故吏和世系等内容以及碑首阴阳两面双螭造型和字体特征,具有强烈的汉碑色彩。但是,碑阴故吏题名中籍贯的北魏色彩(即杜县和霸城是北魏而非东汉之建置),显示此碑很可能是北魏司马氏或相关人员根据旧碑翻新和改刻的。碑阳末行文字和其余部分极不统一,应该是北魏或其后人们所补刻的。北朝司马氏追祖西晋帝室蔚然成风,即便碑阳末行文字是司马准所刻,也并无攀附祖先的证据。此碑碑阴同时刻写世系和故吏,具有从汉碑向魏晋碑志过渡的性质。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很可能累积在一份看似时代明确的碑刻之内。     

洛阳近年出土的汉石经

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1984年冬东大郊村电工韩德朝在晋太学遗址范围的北侧,即距一口老井的北侧取土时发现汉石经一石两面为《春秋》经;又第二年冬村民张松照家在洛河南堤北侧,原棉专队的东南方向,今南北大路.的东侧,依着河堤北侧挖墓坑时。离地约四尺深的灰土层中,发现汉石经及其后记残石五块,计有《诗经》一石两面、《仪礼》一石一面、《公羊传》一石两面、后记颂碑二石三面。     

《正解寺残碑》缀补

欧阳斐《集古录目》卷四《正解寺碑》日：“隋昌刘鼎卿撰,不著书人名氏。寺本后魏宣武帝以七庙所立,谓之七帝寺。至周被废。隋文帝时,复兴佛法,定州赞治崔子石舍以为寺,赐名正解。”郑樵《金石略》卷中录作《正解寺造像碑》,谓撰者刘升卿,余同欧     

《乾隆石经》考述

《乾隆石经》自开刻迄今已二百余年。本文详引史料,对《乾隆石经》刊刻经营、所涉人事、重修奏修等诸多事项作了全面而系统地考述,既补前贤所未及,亦多有发明。     

《诗经》之《鲁诗》传授考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逐步认识到儒学对于巩固其统治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广开献书之路,准许私人传授先秦儒学典籍.这些典籍后来被立于官学传授并被整理出写本,《诗经》是最早立于官学的.为了讲述的方便,这些写本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故称为今文经.     

云南出土《孝琚残碑》考

云南出土《孝琚残碑》考梁仲章云南出土孝琚残碑,又名武阳令少息孟残碑、孟碑、孟碑、孟孝琚残碑或孟广宗碑（图一）。该碑出土时首部断缺,年号无微,碑文中仅存“丙申月建临卯”,“十月癸卯”①,“十一月乙卯”或为“十一月己卯”②等干支供探索。是碑问世以来将近一...     

《华严石经》晋祠藏

位于太原南20余公里处悬瓮山下的晋祠,是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古迹,记载着西周至明清几千年的历史,展示着古代建筑、绘画、书法、雕刻和铸造的精湛艺术,堪称珍贵的文化宝库。著名的《华严石经》就珍藏于此。     

晋祠藏《华严石经》发微

<正>石经是我国文字石刻中的一项重要类别，是指古代刻在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我国古代镌刻的儒家经典石经，有《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嘉祐石经》《南宋石经》《乾隆石经》等，零星刻经多为《孝经》。佛教刻经在北魏开凿石窟风气影响下出现，其形式主要有壁面刻、摩崖刻、碑版刻、幢柱刻等。现存佛教石经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北京云居寺《房山石经》。     

二十世纪以来汉代《鲁诗》学研究综述

《鲁诗》,为汉初申培公所传,乃汉代今文三家《诗》之一,于西晋时消亡.南宋始出现对《鲁诗》文献的辑佚.清朝时,《鲁诗》文献辑佚与整理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鲁诗》研究始盛.本文主要从《鲁诗》学的传授、著述与流变研究,《鲁诗》文本研究,《鲁诗》学者个案研究,鲁诗镜研究,熹平石经《鲁诗》研究五个方面对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汉代《鲁诗》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综述.     

关于《汉池阳令张君碑》残碑

我国的石刻文字,就个人所知,现有实物存藏的,最古的是周朝秦国的石鼓文,秦朝的琅琊台石刻文字。西汉石刻文字传世的本来不多,近数十年间出土的也极稀少。至于东汉的石刻文字,现存数量就多了,除丰     

《司马芳残碑》碑主司马芳新考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司马芳残碑》涉及西晋皇室先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通行看法是司马芳即文献所记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本文以《残碑》碑阴题名中杜几（畿）的职街为线索,考证杜畿早年履历,推定司马芳担任京兆尹的时间在汉灵帝光和年间,而这与文献记载的司马防的生平履历相矛盾。故本文赞成施蛰存先生卓见：《残碑》碑主司马芳与司马防并非同一人。     

明《建文昌神祠记》残碑考

2013年在正定城内出土了一通明代《建文昌神祠记》残碑,碑文主要记述了在城东南兴建文昌祠的过程。本文在对照清代县志所载碑文并进行补正的基础上,对古城四隅改造之背景及过程、文昌祠的兴建及功用进行了考证,同时认为此碑的撰文人应是明代正定名宦梁梦龙。     

《尚书》与历代“石经”

我国最古的史书《尚书》,它两千多年来被尊奉为儒家的经典,现在它与儒家群经都恢复了它们作为重要古代史料的地位。为了研究《尚书》这部重要史料,需要了解它各种情况,首先是它的版本情况。而它的版本始终与群经版本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版本又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版刻本流传以前,都有一个长时期的“石经”刻本的时代,后来的版刻本就是从石经出来的。当石经时代,所有读书人读它们时,要到太学去抄石经,或仿抄它的传抄本。而由于群经有今古文之异,不同时代的石经反映了不同的文本,所以历代石经有着颇为复杂的情     

晋源《华严石经》残石考据

早在1940年,晋源风峪风洞出土100余通镌刻于武周时期的《大方广佛华严石经》(简称:华严石经)迁回晋祠保存。因受历史条件限制,风峪风洞遗址并未完成遗址清理发掘工作。直到上世纪60-80年代,晋祠博物馆陆续在遗址附近发现《华严石经》残石,现馆内陈列展出《华严石经》130余通。史书记载《华严石经》刻石应有160通,因此还有大量的石经刻石散失佚落。2016年在晋源村民家中发现的石经碑刻,应是《华严石经》残损刻石。     

编修《广东广雅中学校史》倡议书

母校广雅,历史悠久,学风优良,人才辈出,名传中外,影响广远。受教广雅,我们充满自豪之感：忆念广雅,我们满怀感激之情。     

《唐六典》献疑一则

<正>《唐六典》:"六曰陇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境,今秦、渭、成、武、洮、岷、叠、宕、河、兰、鄯、廓、凉、甘、肃、瓜、沙、伊、西、北庭、安西,凡二十有一州焉。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①今传诸本皆同。细加寻绎,秦州为陇右道诸州之一,陇右道"东接秦州"岂不辞意重沓?     

《宋史》献疑一则

正《宋史·度宗本纪》载:"(咸淳元年九月)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耻、严乡举、择守令、黜贪污、谳疑狱、任儒师、修役法。"~((1))《宋史·李常传》则载:"元丰六年……迁礼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进户部尚书……(李)常转对,上七事,曰崇廉耻,存乡举,别守宰,废贪赃,审疑狱,择儒师,修役法。"~((2))对比两"李常"所上奏"七事",不仅每条内容皆高度近似,而且顺序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