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病理学”——布林顿对“革命”的开拓性研究及其影响

布林顿的<革命的分析>是西方"革命学"(the study of revolution)中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该书运用类似于"病理学"的自然科学方法对英、美、法、俄四国革命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比较.布林顿认为旧制度的结构缺陷、知识分子忠诚的转移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是这几场革命的共同原因;这几场革命都可以大致划分为旧制度的垮台、温和派统治时期、激进派统治时期和热月反动等四个阶段;革命的后果是政府效率的显著提高、财产的转移以及"成功革命传统"的形成.布林顿的理论对于后来的革命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斗争激烈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革命高潮中,国共两党分别派出一批精英奔赴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但是,这所为中国革命度养人才的大学自创办伊始,就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既有国共两党间的,又有中共内部的,还有苏共内部与共产国际的,各种矛盾交织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观,并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谈网络时代的旅行社发展

网络经济对旅行社的巨大冲击导致了旅行社的业内革命.这革命包括了多维的信息交流、个性化的旅游产品、网上促销、售后服务、内部运作改革和复合型旅游企业的产生.     

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流动——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9村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共产党革命动员及其乡村改造引起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出现不同于以往在内部压力作用下的"非正常"流动,而这种流动主要受革命政策使然;其中各阶层流动的特征和趋向表明乡村社会严重分化,沿着革命政权构建的方向重新整合,客观上实现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图景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共产党革命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反映出共产党已取得对根据地乡村社会阶级结构改造试验的成功。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陈毅与叛徒的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反复对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酷的斗争环境,深山老林的艰苦生活,使红军内部的少数人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产生了动摇。国民党军趁机利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们,打击红军游击队,这对革命危害极大。在这种极其险恶的环境里,项英、陈毅作为留守南方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率领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在同敌人周旋的同时,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坚决地斗争,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巩固了革命队伍。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党"是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消除"革命党"是为了组织"政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然而,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其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回归"革命党"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一箭双雕的政治打击,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     

“文化大革命”时期山东的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斗、批、改"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山东的"教育革命"内容涉及教育的管理体制、教学体制、办学体制、高校搬迁与招生体制等方面。"教育革命"的开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它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对全省的教育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6世纪西欧“价格革命”的动因析解

16世纪西欧发生的"价格革命"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于它的原因,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往往侧重美洲进口金银的影响。事实上,"价格革命"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商品经济的发达是"价格革命"最深刻的根源。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气候、人口增长、粮食供应等因素则对"价格革命"的产生起了催化剂作用。     

我党如何选好选准干部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选好选准干部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在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和领导推动社会革命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干部队伍建设的丰富经验. "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就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干部的产生和成长也就主要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要以"政...     

两面镜子里的肖像——伏尔泰与卢梭自然观的比较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是要人类承担自己的责任,摆脱外在的权威,用理智把自己从幼稚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家在"理性"这杆大旗下集结起来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激烈论争.突出表现在伏尔泰与卢梭的论争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方相信理性,并相信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而卢梭坚定地相信"激情",认为对理性的误用会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其论战充实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共同为法国政治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也为当今社会提供了精神养料。     

万岁,红色政权!——记“江西人民革命斗争史”陈列

毛主席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注一)江西省博物馆举办的"江西人民革命斗争史"陈列,用革命文物论证了这个真理,展示了中国红色政权的产生、     

“寸铁”与中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动员

宣传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革命的重要手段。国民革命期间,中共通过刊物专栏"寸铁"这一独特的发声渠道,传播国民革命知识,阐述其革命思想,为国民革命顺利推进构建思想舆论环境。对于反革命者,"寸铁"持续与之进行舆论斗争,以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对于阵营内部的同盟者,"寸铁"则发挥规训作用,以达到"减轻右派的反动力量"的目的。虽然国民革命未获成功,但中共关于革命宣传动员的历史记忆和"寸铁"的话语传统却得以保留,这为此后中共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刑罚领域的“严厉革命”

美国刑罚领域的"严厉革命"以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名义,实行严刑峻法,从而使得建国以来在惩处罪犯的目标和手段上逐渐人道化这一趋势出现了重大逆转。其具体表现为:不定期刑判决此前的主导地位宣告结束,事实上已停止执行的死刑得到恢复,"权利革命"以来犯人权利的扩大和监狱改革的进展遭到重挫。结果,"严厉革命"很快就使美国监狱犯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跃居世界第一,但对犯罪率下降所产生的影响却相当有限。     

从一份处决通知书谈起

正数年前,一位青年文史研究者从北京潘家园淘到一份1970年1月"文革"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通知》是以"现行反革命罪"拟出待处决的20人名单及其罪行,要求组织革命群众进行讨论的一份内部材料。其内容如下:"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近代中国主叙事的源起、流变与重构——评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

李怀印著《重构近代中国》对于中国近代史主叙事的源起与流变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对主导叙事的政治思潮、时代变迁等作了有一定深度的解析,其研究方法和视角具有启示意义。同时,该著亦难免缺憾。其一,对"学科化"的论述仍未充分展开。其二,将史学史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寻绎史学背后的权力斗争脉络,确能发掘被忽视的一些面相;但史学观点之分歧,很难完全归结为权力争夺。且学术思想与权力斗争之间的关联非常微妙,往往不易征实。其三,用"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与对峙来梳理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书写,遮蔽了"革命"叙事内部的分歧和紧张。有必要进一步追溯至国共两党对于近代历史的认知和叙述,并作"民族革命"叙事与"阶级革命"叙事的分殊。若着眼于"革命"叙事中"阶级"与"民族"两个维度的消长,对中国近代史主叙事的衍变当有更为贴切的解释。     

也谈胡适的骨头是否"硬"

谢泳在《胡适的一些旧事》一文中,比较了对鲁迅和胡适的一些评价后,提出"总体上看,也可以说胡适的骨头是硬的"的观点。接着,《羊城晚报》发表了丹祖的文章《胡适的骨头是"硬"的么?》,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胡适的"硬"是反映了反动派内部的一些争论或国民党内部高层人物之间的某些分歧罢了。他的性质,同革命派、革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坚决斗争的性质,显然完全不同。从胡适28岁以后的大半生经历来看,正好表现了他敌视革命人民、进步人士的'反骨'之顽固性是多么'死硬'罢了"(转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8日21版)。如果说谢泳先生的观点过于"新"的话,我以为,丹祖先生的话则过于"旧"了。     

同盟会两次“倒孙”风潮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有了统一的组织、纲领和行动计划,但它的内部却很不一致。它的领导成员分别来自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不同的地方革命组织。他们曾因革命理论、策略路线、思想看法,乃至个人做事风格的不同。在中国同盟会内产生了矛盾和纷争,并最终演变成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倒孙（中山）”风潮。     

近代中国自由主文视域中的革命观念——以“胡适派学人群”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以来,革命浪潮席卷国中。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情境下,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颇为复杂的实际认知。从自由主义者的十月革命观感、对革命内涵的认知、对暴力革命的批评、质疑及推崇渐进改革道路等方面来看,自由主义者是"广义的革命"论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非绝对地加以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革命观终究受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理念所支配,而其与近代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的隔膜则是其难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主因。     

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

地方领导群体在发动武装暴动后,面临着革命向核心目标展开的更为复杂的形势和艰难的任务。他们在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坚持继续推进革命,但在土地问题上发生犹疑和失误,陷入阶级政策的贯彻与出身认定的危机,在根据地之领导权集中与发展战略上与红军前委产生尖锐的矛盾。他们具有在革命源起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方文化、社会条件等优势,但随着中心任务、组织形式和动力要求的变化,上述优势逐渐失去功用,而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地方领导者的境遇说明,革命是一个艰难复杂的问题,在早期,即使是在革命队伍内部,人们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找到合适的道路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