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则构建与史事论析--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宣判完毕,标志着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和A级战犯的战争罪行成为历史定论。2018年11月12日,为纪念这一活动,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了“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剑桥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日本立教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日本《朝日...     

解析“东京审判史观”及其实质

“东京审判史观”是日本部分政治家和右翼势力虚构和炮制的历史观。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诋毁和批判东京审判成为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日本战争罪行、官方参拜靖国神社等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借以篡改侵略战争的历史,为战争罪犯翻案,进而消除日本国民的负罪意识,恢复日本民族的“自信”和“自豪”,以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     

1947年,南京审判日本战犯

有罪必究, 法网撒向战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法准则,以及由中、美、英、苏等１１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犯有危害和平、违反战争法规、违背人道罪行的甲级战犯由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属于上述罪行现地责任者、直接执行者的乙、丙级战犯则由直接受害国家的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中国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汉口（武汉）、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设立了１０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乙级战犯。在南京大屠杀中率所部烧、杀、淫、掠的日军第６师团…     

丸之内法庭丰田副武审判研究

在东京审判即将结束之际,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务局在东京丸之内的三菱大楼设立法庭审判丰田副武和田村浩。十个月后,丰田副武被无罪释放。作为前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是除东京审判的被告之外级别最高的战犯嫌疑人,在当时严厉追究日本军队高级指挥官责任的大背景下,丰田副武的无罪判决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从庭审过程来看,造成这一判决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检方未能提供被告罪行的关键性证据,另一方面是因为辩护律师选择了有效的辩护策略:通过证明被告对部下或下属部队没有行政管理权,从而否认其应承担指挥官责任。当时冷战开始、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国际政治大背景,则是形成这一判决结果更为深层的原因。当然,丰田副武的无罪判决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控罪行上的真正无罪。     

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一、东京审判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45年9月11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以东条英机为首的39名战犯。     

东京审判与中国

东京审判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反法西斯盟国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中国作为盟国的重要成员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派员参加了东京审判。中国参加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及其助理人员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参与了审判,为审判的成功进行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揭露日本主要侵华战犯的罪行并加以严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审判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国民党政府又对审判重视不够。对审判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使中国未能在审判中发挥应有的更大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一大憾事。     

汉娜的审判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一次对纳粹女看守的审判中,意外地将所有历经战争的人推到了"审判席"上,他们统统负有罪责。不仅如此,小说更描写了战后第二代德国人因爱而卷入父辈纳粹历史的故事。米夏代表战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女主人公汉娜则是上一辈的代言人。为减轻罪责感,米夏用一种"不作为"的"罪行"来惩罚汉娜纳粹的罪行,米夏不惜掩盖真相使纳粹犯受到惩罚的行为,不禁让我们反思什么是真正的正义。     

汉娜的审判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一次对纳粹女看守的审判中,意外地将所有历经战争的人推到了＂审判席＂上,他们统统负有罪责。不仅如此,小说更描写了战后第二代德国人因爱而卷入父辈纳粹历史的故事。米夏代表战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女主人公汉娜则是上一辈的代言人。为减轻罪责感,米夏用一种＂不作为＂的＂罪行＂来惩罚汉娜纳粹的罪行,米夏不惜掩盖真相使纳粹犯受到惩罚的行为,不禁让我们反思什么是真正的正义。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     

日寇进犯南京与“制令线”的突破

正1937年,侵华日寇无视国际公法,灭绝人类理性,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面对谴责,日本理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行,但数十年来,日本不断歪曲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时就曾狡辩说,进攻南京并非事前计划,而是战事发展"迫不得已"的"意外"。尤其是日本方面还用参谋本部下达的所谓"制令线"的命令,来标榜日方高层在进犯南京的问题上是克制的。但大量资料证明,日寇进犯南京以及制造大屠杀是有计划、     

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

日本右翼众口一词地说：东京审判是“胜的审判”,只要能证明日军“罪行”,“胜”们便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造谣,所以,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行为被大大丑化了。而在所有对日军的不实指控中,“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因为在东京审判之前,世人并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而“不知道”是因为“不存在”,所以“南京大屠杀”完全是由东京审判编造出来的。此一论调由来已久,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受到特别的强调。通过比勘各种献,可以证明,即使仅据日本的资料及西方人记录中日本右翼并不完全否认的资料,这一说法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战后盟国追究德、日财阀战争责任的比较与反思——以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为例

德、日两国财阀在德、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战后,德国财阀和军工企业主的战争责任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而日本财阀战犯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日本财阀也在被“解散”后不久便得以“复活”,再次充当了日本保守势力的经济后盾。正由于二战中的日本军工企业,在战后逃避了为其战争中罪行付出应有代价的惩处,成为导致日本右...     

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的属性问题再检讨

以往学界将盟国在亚太地区所组织的对日战犯审判划分为两类——A级审判与BC级审判,认为A级审判即以A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BC级审判即以BC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国民政府所组织的10场审判应也当属于BC级审判。然而,回到历史现场,“BC级审判”之称实际不符合国民政府审判的实质。从管辖权的规定看,国民政府审判起初自成一派,不以类别区分所辖罪行,后来模仿东京审判,将ABC三类罪名全部纳入管辖权。这与BC级审判管辖BC类罪名的特质不符。从各地审判的实践看,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主要审理B类罪行,其次是A类罪行,而不曾审理C类罪行。揆诸实情后,可知国民政府审判不能被认为是BC级审判。“BC级审判”之称反映了后人对各国审判的复杂面相认知不清。相关含义和属性应再加检讨、申明。     

公正与缺憾: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

有些历史阴霾虽能淡出人们的视线,却跳不出人类的记忆。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宣布开庭,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审判。审判日本战犯,是人类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以及国际公法的惯例而进行的文明对野蛮的公正判决。东京审判前后持续了近3年,庭审过程可谓波澜起伏,悬念迭生,审判的结局最终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与此同时,东京审判也留下了种种缺憾。战争已远去,记忆尚犹新,让历史的画面定格在     

历史与正义的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的结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魁对中国人民及亚洲人民犯下了擢发难数的罪行。据统计,在中国抗战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侵掠屠杀,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的巨大灾难。严惩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源头——东京审判与《旧金山和约》

近些年来,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否认侵略罪行的教科书问题、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争端不断,不但阻碍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往来,且制约了中日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交流及发展。本文试图从影响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两个重要国际事件(东京审判、《旧金山和约》)对中日历史遗留问题追根溯源,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分析,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及美国对《旧金山和约》的主导,使得中日留下至今都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与东京审判

1989年1月7日,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裕仁天皇去世。围绕着战前天皇的功过是非,在日本爆发了一场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论争,并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战犯时没有起诉、审判裕仁天皇,所以,天皇的战争责任与东京审判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拟通过事实论证裕仁天     

正义的审判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在日本东京和中国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一伙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罪魁祸首以及违反战争规约及贯例的战犯们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审判的情景.受审时,在法庭已获得确凿可靠的证言证据下,一个个狡猾抵赖,无理狡辩,千方百计企图推卸罪责,逃避世界人民对他们的惩罚.     

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三题——研究意义、新书简评、史料出版

本文讨论了有关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三个议题。一是研究意义。认为亚太地区BC级审判为不公正审判的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本文以战后国民政府审判取证的严格要求及日军侵华时对待中日两方宽严之间极不公正的事例,证明日本社会对BC级审判的认识完全是偏见。二是评价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认为该书的最主要贡献是将"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置于时、空、内涵都非常广阔的领域进行考察,而且博采与日本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展了对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的认识。三是简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认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集成》与其他各个机构所藏相关档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审判领导机构的专门档案,从完整性和唯一性上,可以说填补了国民政府审判档案的空白。     

追究日军细菌战的中华第一女子

王选,祖先是山西太原王氏,北宋初年因避皇氏赵姓之害从晋迁往浙江,现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在过去长达6年的调查和诉讼中,她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搜寻铁证：在东京地方法庭的23次开庭中,她严词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细菌战罪行。这是她第一次踏上先祖故地,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