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发现南北朝造像碑

1989年夏,新郑县薛店乡南枣岗村农民张西方在本村挖土时发现一通造像碑,7月1日交到新郑县文物保管所。该造像碑高100、宽47、厚15厘米。出土前碑中间残为两段,没有碑座(图一)。六螭首,正面自上而下有三组造像,左右两边也各有三组造像,背面是造像者题名题记。     

成都万佛寺石刻佛教造像的源流

<正>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是我国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于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前人曾对这批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做过疏理,如:清代王懿荣所著《天壤阁笔记》最早记录了该遗址的造像出土情况,冯汉骥先生也曾对历次造像的出土和流传     

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

1882~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曾先后5次出土南朝佛教造像。这批造像出土后经历了复杂的流传过程。1882年出土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其中所谓纪年最早的"元嘉二年"造像也需谨慎对待,故宫博物院藏元嘉二十五年造像似为唯一一件此次出土的造像。1902年出土的大同七年造像已不知所踪。1937、1953~1954年两次出土的造像有37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同时该院还藏有3件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的南朝造像。1945~1946年出土的造像今已无法得见。碑刻文献中还记载有2件造像可能亦出自该遗址。     

郑和穿着画像探讨

宣扬明代永、宣两朝中国人民七下西洋的业绩,是与宣扬郑和分不开的。因此,如何拟定郑和的画像和塑像中恰当形象,很是重要。但困难在于：一没有郑和下西洋时实际穿着标准像传世;二没有对其相貌确切的描述。因此,出现一些这样那样问题,自然难免。问题在于如何考证历史,求个八九不离十。为了给郑和历史求真,得点管见,不揣浅薄,以抛砖引玉。     

北魏洛阳永宁寺塑像的初步研究

与同时期龙门古阳洞、宾阳洞和巩县石窟等相比较,北魏永宁寺木塔出土的塑像尽管由于雕造时间早晚或材质的原因,表现出一些内容和形象上的差异与变化,但寺窟主要构造、造像形式、内容题材和表现手法却是基本一致的,它们展示了北魏都洛以后佛教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一个高潮阶段的所有重要特征,代表着这一时期佛教造像内容与风格的主流.由此得出结论,北魏时期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继承传统且逐渐丰富的过程,其都洛时期主要造像风格与内容题材渊源于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寺窟造像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也存在着汉文化影响的因素.     

略论洛阳出土佛教造像座的装饰题材

1979年洛阳出土了一件佛教造像座,其四侧线刻有精美的佛教人物,原简报认为他们的身份是菩萨和供养人等。经过笔者仔细分析,认为这件造像座上的装饰题材是地神与香炉、四天王奉钵、十大神王等。     

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

成都万佛寺自南朝至明代千余年间,是成都著名古刹。它风景优美、香火兴旺,历来是各代贵族名流、善男信士朝香拜佛和游览的胜地。据文献记载和出土石刻造像题记,万佛寺创于汉延熹年间,梁时名安浦寺、唐名净众寺,宋名净因寺,明代也称净因寺、又称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明末毁于兵燹,以后未再重建。民国时,这里已是一片废墟。万佛寺遗址先后有四次出土石刻造像,清光绪八年(1882年)首次出土残佛像,流传国外的宋元嘉二年(425年)净土变造像就是这次出土的。1937年农民种地掘出残佛像12尊,佛头26个,其中包括梁中大通元年释迦造像和北周阿育王造像等。1945—1946年间,前四川理学院在此修建校舍,第三次出土众多的佛像,均被砸毀埋于     

明代德化窑梓潼帝君造像考析

明代德化窑梓潼帝君造像1987年出土于兰州市庆阳路明代白衣寺多子塔塔刹,一直以来被误定为明肃王造像和福、禄、寿“三星”之禄神,经笔者多方考证,准确的定名应是梓潼帝君亦称文昌帝君,是道教中掌管文昌府事及人间官禄的神。     

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人物塑像研究

人物塑像是由黏土捏塑成人形的三维产品。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物塑像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一直延续至铜石并用时代。多数出土于灰坑和建筑物周围,少数出土于墓葬。人物塑像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在美索不达米亚北、中、南部表现出了不同的地域特征。其中北部的人物塑像造型丰富,着重表现女性的丰满特征;中部的人物塑像面部特征明显且装饰精致;南部的人物塑像体态纤细且面部融合了动物特征。从出土数量和延续时间看,它们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塑像大多表现的是女性,但并不都是以往学者认为的女神（母神）形象,而应是家庭仪式的媒介和私人物品。     

重庆奉节白帝城藏南朝石刻佛像

正2013年,由四川博物院等单位编著的《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正式出版,将四川地区出土南朝造像的全部资料汇集在一起,内容翔实,为研究川地南朝佛教造像提供了便利[1]。1995年笔者赴四川省奉节县(今属重庆市)考察时,在白帝城保管所大厅内倚墙壁看到一尊南朝佛像。这是川东地区前所未见的,也未见诸于报道,可以作为四川地区南朝造像的补充。佛像为圆雕,用质地较细腻的砂岩雕造而     

评蒙古帝国衰亡对蒙古社会发展的影响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以千户制巩固了统治,国土横跨欧亚。至忽必烈在中原大地建立了蒙元王朝。１３６８年元朝灭亡后,众多蒙古人返回蒙古本土,与当地统治者发生权力斗争。蒙古本土也因无法为骤然增多的人口提供给养而导致经济崩溃。蒙古人不断侵扰明朝边境,迫使永乐皇帝率兵亲征,更加剧了蒙古困难局面。重建蒙古强力政权的努力一再破产。直至达延可汗,蒙古再现生机。     

龙游石窟砂岩的水稳定性研究

通过对龙游石窟砂岩胶结泥质中粘土矿物—蒙脱石的性质和结构特征;岩石中各类矿物在水中溶解度的变化;岩体与水反应的表面积,即岩石的孔隙率;与其相作用的水的化学性质,特别是水的pH值变化等方面的测试研究,证明被淹没在水下的石窟砂岩洞室相对较稳定。但洞室的水被抽干后,由于水环境的突变以及随后环境湿度的频繁变化,大大加速了洞室的风化。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由禅让制度论及尧舜时代我国已进入中国早期国家阶段

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度是与夏代以后王位世袭制度迥然有别的政治制度。学界一般认为禅让是前国家阶段政治情况的反映。其实,实行禅让制度的尧舜时代已具备与其后的夏商周三代相同的社会特征,文献和考古学方面都反映出这种情况。当时各方国内部已经确立王位世袭制度,禅让只是方国之间推举联盟首领的制度。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的尧舜禹时代与战国以后的国家形态还有一定差别,而具有一些区别于后世的自己的特征。     

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

本文依据雍正朝《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相关内容,梳理出雍正帝对工艺品所倡导的“文雅”“精细”的审美标准和要求,并结合传世文物进行了论证,同时对雍正帝的兴趣爱好、鉴赏水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进而通过相关历史文献探讨雍正帝审美情趣形成的缘由及其影响。     

野牛的灭绝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命运

野牛是美国西部大平原地区最重要的一种动物,曾对人类的生活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更与印第安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在内战后的西部开拓中,白人移居对野牛进行了野蛮的屠杀,致使野牛灭绝。与此同时,白人拓居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推行种族灭绝政策,导致失去生活所依的印第安人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种残暴和不义之举是无可挽回的历史失误。反思这段历史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及其困境探析

现代评论派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派别,通过政论时评积极宣扬其政治理念,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观、法治观、渐进改良观、精英政治观等,不过囿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与压迫,和政治理念本身的软弱,最终导致现代评论派陷入"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通过考察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的成因和表现,以及其政治理念所面临的困境,将有助于剖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文化,为探究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提供一个入手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