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的个性、个性及其生命之我见

志书如何反映本性,凸现个性,从而赋予生命的问题,涉及地方志的性质与特点。对于方志的特性,当代一些方志学家都已概括得很全面。比如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教授概括为“突出的地方性”、“编纂的连续性”、“内容的广泛性”、“记载的多样性”和“鲜明的时代性”5个特点;韩章训教授则概     

志书的本性、个性及其之我见

志书如何反映本性,凸现个性,从而赋予生命的问题,涉及地方志的性质与特点.对于方志的特性,当代一些方志学家都已概括得很全面.比如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教授概括为"突出的地方性"、"编纂的连续性"、"内容的广泛性"、"记载的多样性"和"鲜明的时代性"5个特点;韩章训教授则概括为"整体特性"(包括公益性、行政性、地方性、时代性)、"编纂特性"(包括艰巨性、学术性、普遍性、连续性)、"文本特性"(包括资料性、纪实性、惯例性、商品性)和"接受特性"(包括社会性、实用性、创造性、承传性)4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概括法,不一一例举.不管如何概括,都离不开真实、详尽的资料性和鲜明个性化的地方性.这是志书的本性、个性所在,离开了它,偏移了它,轻慢了它,都会使志书短命或失去生命.     

成都高新区志突出地方性的思考

关于地方志的特性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特性,众说纷纭。有的专家归纳为“四性”。即“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有的学者概括为“五性”,即“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有的研究者总结为“八性”,即“地方性、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百科性、连续性、著述性”。     

《汉唐方志辑佚》举误

《汉唐方志辑佚》(以下简称《辑佚》)一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书前有傅振伦老先生的《序》和撰的《前言》及《编例》。《序》称撰为“中国献学家、方志学家”,“从事地方史志工作多年,或书立说,·或编纂省志,成绩卓,蜚声全国”。《前言》自云：“十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清朝著名学者章学诚,不仅是杰出的史学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方志学家。他主张方志应是一方全史,编纂形式应符合史裁;方志既要成为有独断别裁的一家著述,又必须为国史提供充备的资料,一方之志,要同时立“志”、“掌故”、“文征”三书,各为一书,相辅     

《方志编纂系论》出版

林衍经新著《方志编纂系论》 ,已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作者 2 0年来从事方志理论研究、参与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成果 ,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论述了省地县三级志书和城市志、部门志、专业志的编纂和续修 ,方志评论与方志编纂的密切关系 ,是一本利于读者汲取方志编纂知识营养的读物。该书有四个明显特点 :第一 ,着力阐发方志编纂内容 ,理论联系实际 ,体现了实践性 ;第二 ,广征博采 ,引用了全国新编各级各类志书 (包括续志 )、志稿百余种 ,古今方志理论著作和文章数十种 ,并初步总结了当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实践的经验教训 ,内容…     

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周应合方志学理论的再解读

周应合为南宋著名的方志学家,其主纂的景定《建康志》被誉为地方志佳构,该志的体例为后世许多志书所效法。周应合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分事任”“定凡例”“广搜访”“详参订”等方志编纂学理论。在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其理论被再次解读后,将被赋予更多的新内涵。     

浓缩志书语言的基本途径

讲究志书语言的简洁、凝炼,是我国修志工作的优良传统。历代方志学家都强调志书语言要“文约事丰”、“文约忌广”。当代不少方志学家在论及志书美学观时,一般都将语言美列为方志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语言美包括准确性、鲜明性等诸多因素,而讲究语言的简洁性、浓缩性,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

方志编纂理论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也是章学诚方志理论体系的重点。章学诚曾对此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方志学结构体系的基础,使中国方志学学科雏形开始形成。章学诚关于方志编纂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史取裁于方志,志应详于史;第二,志乃史体,应遵守“史家法度”,采用编修正史的方法;第三,方志体例既明,撰写时还要行之有度,措施得当。而有关的方志编纂原则和方法理论,他在《湖北通志》序中,概括为四句话:“持论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严,采访不可不慎,商榷不可不公。”但是章氏之论还不尽完备,尚有不少需要推敲之处。近代方志…     

略论黎锦熙方志理论

民国时期,是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嬗变的重要时期,期间,产生了一批知名的方志学家,黎锦熙即其中一位。本文拟从方志性质、方志续修要旨、方志编纂视界三个方面,对黎锦熙的方志思想重新认识,从方志发展史的范式下予以廓清。     

续修志书的探讨与思考

国运盛,文化兴。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经过20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随之,续修志书工作业已起步。编修地方志是一项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建设事业,在续志工作将全面铺开之际,方志工作者一定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纂出“有所创新”的续志,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现就续志的指导思想、如何创新体例和篇目设置、如何掌握续志“度”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简论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

章学诚作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在方志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方志学编纂理论上,他提出编志须遵“循史家法度”,指明了编志的原则;在方志的撰述范围和门类分别、方志的义理、方志的体例、方志的论断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详尽的要求;主张“文人不可与修志”对编志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仍有其指导意义。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谈志书中的过文和专文

“过文”,为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术语;“专文”,为现代学术研究术语。本文将二者引入方志编纂,并结合方志编纂实践,对过文的源流、作用、体例以及专文的形式、基本特点、设置方式、写作要求进行探讨。     

新方志篇目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正>编纂地方志,制定篇目是首要环节。篇目设计必须为志书体例和内容服务。篇目拟定科学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志书编纂过程和整体质量。一、篇目的作用篇目是志书总体设计的蓝图,是志书的框架和结构。历代方志学家都很重视篇目设计。方志学家李泰棻在《方志学》中说:"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目标     

方志文本学引论

如果说方志这个概念是涵盖从方志编纂到方志接受或从方志实践到方志理论的全过程。那么这个全过程的核心要素则是方志文本(或作品)。笔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故曾给方志作过这样界定：“方志就是一项以编纂和使用各类方志文本为中心的基础性学术文化事业。”(拙文《方志主客体关系论析》,《黑龙江史志》1996年第6期)传统方志学对于方志文本问题也曾有不少论述。     

《新方志编纂概论》出版

《新方志编纂概论》是由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共同组织各市 (地 )史志办公室和省史志办公室有关处室参加编写的关于新方志编纂理论与方法的一部专著。该书要目为 :绪论、新方志的指导思想、新方志的编纂原则、新方志的内容特色、新方志的体例、新方志的资料、概述和小序的编写、大事记的编写、人物的编写、新方志的图表、照片和数字、新方志的编纂程序、序言、目录、索引和编纂始末、省志编纂、城市志编纂、地区志编纂、县 (市 )志编纂、城市区志编纂、专业志、部门志编纂、乡 (镇 )志编纂、村志编纂、厂矿企业志编纂等…     

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第二轮修志应提倡和鼓励重修

我国第二轮修志工作已经拉开帷幕,但对于此轮修志应采取何种编纂形式,重点是续修,还是重修,方志界存在争论。有些主张应以重修为主,如浙江大学教授、方志学家仓修良认为重修“是我国古代方志编修所共同采用的方法或形式”,“历史上许多方志精品,无不是建立在前人成果基础之上”。此外,湖南岳阳史志办的何培金也认为“‘重修’的形式值得肯定并应普遍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