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明代民兵研究综述

有明一代,战事频仍。为适应国防需要,明王朝于卫所军、募兵等之外,又兴民兵。民兵是明代国家兵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关于明代民兵的研究多与兵制密切相关。     

明代九边军兵的冬衣布花赏赐

明代赏赐军兵冬衣布花制度不断完善.以九边军兵为例,赏赐对象覆盖卫所制和省镇营兵制下的军兵种类,并照顾到家属.常例赏赐有布四匹、花一斤八两,布三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等标准,体现着区域和军兵种类差异,一般一年一发,在七、八等月放毕.又有战功、修造等非常例赏赐.布花的有效解运是发放的基础,国家调整解运程序,尽量保证布花输运不辍.国家还调整财政机制、规范支领程序,保证冬衣布花发放.冬衣布花赏赐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兵生活,很多时候又难收实效,缺乏有效整合与监督机制的多头财政体制和官员腐败是主要原因,君主个人意志和国家明显的施政失当影响亦深.     

《明代地方武力与基层社会治安研究》读后

<正>明代270多年,为应对各种纷乱的国家治安隐患和难题,明廷致力于构建一套包括民壮、弓兵及各种乡土民兵等在内“官民相得”的基层社会治安防御体系,对国家与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杜志明教授《明代地方武力与基层社会治安研究》(以下简称“该书”)一书于2021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面梳理了明代的基层社会治安问题,系统总结了明代卫所体系外各类地方武装的兴衰及其对基层社会治安的影响。总体看,全书有三个方面的探索值得学界关注。     

关于续修《南宁军事志》篇目构想

根据第一届编修的《南宁市志·军事志》中“兵要地理”、“地方军事建制”、“民兵武装”等章的设置 ,提出续修《南宁军事志》篇目设想     

说“夷民”——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札记

吴简中,有关身份制的材料不少,“夷民”即为其一。“夷民”一词,汉魏史籍虽然常见,但含义与吴简不尽相同。 汉魏史籍所见“夷民”,一般均指少数民族人民。而吴简所见“夷民”却应与兵有关,至少也应是官府控制的一种特殊依附人口。据《吴书·陆逊附子抗传》透露的信息:所谓“夷民”、“夷兵”,有可能是孙吴地方官府或私人控制的一种少数民族“民兵”。 正因为是少数民族“民兵”,所以既可以称为“夷民”,又可以称为“夷兵”。     

安顺“云山坉”不是明代屯军堡子

安顺城周的屯堡人的确风彩别致,所保存的屯堡文化实在丰富多姿！前来观光的游客,考察的学者纷至沓来,城东“云山统”也应运而热闹起来,这是大好事。但是,为了炒热“云山统”这一旅游景点,有人竟把它说成是明代屯军堡子,呼之为“明代一条街”,无视历史,随意张冠李戴,就大可不必了。统门上方那阴刻端方的“云山炖”三个大字无声胜有声,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它是“坤”,不是“屯”。检阅字、词典,“纯”有田陇（西北庄家称炖子）、草上填水、水流不通三义。而‘叱”,有聚集（勒兵而守曰屯,兵耕田屯田,戍兵驻所回屯堡）、高阜…     

明代广东的卫所屯田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称帝之前,就立有民兵万府户,“寓兵于民”,实行军屯,用以解决军粮。即帝位之后,全面推行卫所军队屯田,战耕结合。     

共和国民兵建设的一面红旗——海安县角斜“红旗民兵团”的历史足迹

“战斗在江海平原,劳动在黄海之滨,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我们是民又是兵,革命传统代代传,劳武结合是精英,苦练杀敌硬本领,振兴中华记在心……”伴着豪情奔放的团歌,闻名全国的民兵劲旅海安县角斜“红旗民兵团”的旗帜已经飘扬了40多个春秋。这是一面全国民兵建设的红旗,是一面浸透着练兵习武、     

“我们是钢铁的一群!”(下)——记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

漳州工作队在宣传过程中遭到日本飞机空袭 ,团员们在炸弹爆炸声中奋不顾身救护受伤民众 ,还到医院慰问伤兵。港尾工作队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 ,在“抗日保家乡”的号召下 ,帮助当地组织了一支有十几条枪的民兵队伍 ,给民兵讲时事 ,教民兵识字、唱歌 ,同民兵一起放哨、巡逻。新工作队是重点工作队 ,洪学礼兼任队长 ,十分注意发动群众 ,准备日寇进犯闽南时在同安、海澄、长泰 3县交界地区打游击。在厦青团工作的影响下 ,漳州于 1 938年5月下旬成立“漳州青年战时服务团” ;在厦儿团工作的影响下 ,广州成立“广州儿童剧团” ,安南成立“旅越华…     

论广西狼兵在明代沿海抗倭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明代抗倭历史中,发现有狼兵的记载,通过对这段历史和地情资料的发掘和研究,了解狼兵在明代东南沿海抗倭中所处地位及作用,进而了解广西的少数民族武装及其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     

无奈的选择：明代守御客兵考论

客兵是明代九边防守军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之过程与明代军事制度的变化紧密联系。明初,客兵多指调往他卫戍守的卫所旗军,其与土兵和当地的卫所军相区别。明中叶以后,随着边防形势的紧张,客兵逐渐变成了既包含卫所旗军又包含募兵的开放性概念。客兵的身份也可以实现由“客”向“主”的转化。因此,《明史·兵志三》《明史·食货志六》以及《崇祯长编》中对客兵概念的界定皆是单一且不准确的。正统至正德时期,明廷不支持大规模使用客兵。嘉靖以后,蒙古俺答部向东进犯宣大京师蓟镇等要地,明廷被迫以营为编制大规模调动客兵戍守东部边镇,西北边镇仍以主兵作为防御主力。然而,大量客兵的聚集对军饷供应及驻地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嘉靖后期,明廷采取减客兵、练主兵的措施试图减少客兵的使用,但收效甚微。万历后期辽战爆发,客兵与辽人矛盾日益激化,但冲突很快随着辽东的沦陷而告终,客兵依旧参与重要军事行动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明代河南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

流民,《明史·食货志》云:“其人户避徭役者,日逃户;年饥而避兵他徙者曰流民。”两者并无严格界限可言。笔者认为,流民是指那种未得到政府许可而离开原籍、四处游动的人口。流民问题是明代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诸     

明代长城屯田与冀东开发

明代长城屯田与冀东开发关真付现存于河北省迁西县三屯营明代蓟镇镇府旧址碑亭内的《李公边政记碑》有如下记载：“我兵独资馈运,而生聚日繁,家口或不给,咸困于食。公令傍垦余地以自赋。每岁夏秋之交预檄老稚,寻采山菜榛橡之属,计口收积,官为守之,以备荒凶,人免流...     

明代的特务机构——厂卫

在中国,最早的特务机构,恐个白要数明代的“厂卫”了。“厂卫”直接隶属于皇帝,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厂卫”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统称。最早建立的是锦衣卫,锦衣卫原为皇帝的亲军侍卫,后来从中分出一支“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专门奉皇帝的命令察办各种案件,并且权力范围越来越大。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村武委会主任周成所抗日传奇

湖南省岳阳市年逾九旬的离休干部周成所,是山西省盂县南下干部。1938年10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东邢村武委会主任,从此,他带领东邢村民兵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传奇人生。参加“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彭德怀将军指挥八路军、民兵向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发起了抗日     

明代大同镇长城的马市遗迹

为更加完善《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历代长城遗址的内容,我们于2001年6月至2002年8月对此进行了更新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明代九边之一的大同镇所辖长城的马市遗迹较为丰富、较为集中,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资料可以形象地反映明代边境互市的情状,弥补史料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明代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有其独特的价值。结合史籍所载,我们对调查中所获大同镇马市遗迹进行了初步探讨。《明史·兵志四》“马政”下有关于马市的记载,云：“马市者,始永乐间,辽东设市三,二在开原,一在广宁,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抚陈钺复奏行之…     

《白虎通》暨《疏证》之误一则

《白虎通．三军．论受兵还兵》：“王命法年卅受兵何？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不必胜,故须其有世嗣也。”陈立《疏证》：“故未至三十不受兵者,所以重绝人世也。”     

兵民之间：清代广西堡兵制度的因革与调适

堡兵制度是明清广西一种独特的地方兵制,兴起于明朝中叶,鼎盛于万历年间。清初,堡兵制度并未像卫所制度一样被直接废除,而是根据广西各地兵防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置。一部分堡兵“化兵为民”,堡田归入正赋,融入当地民户民田之内。还有一部分堡兵堡田,仍然得到清朝在制度层面的承认与延续。地方官府通过“清查造册”“另立军田户名”“给予印照管业”“承田充兵”等一系列制度进行管理,以求实现“寓兵于农”的效果。部分地方的堡兵制度,甚至延续到民国才被正式废除。     

《贵州古代史》中的“明代后期‘路苗’的反抗斗争”之补遗

公元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路苗”东西两路有众数万人,其首领分别为阿伦、阿万、阿绒和阿浪、阿戍等。是年十月贵州巡抚郭子章,借水西土司首领安疆臣领其土兵一万,明军守备李大谏领官兵五千人,经三个多月的征讨,血腥镇压而结束了明代后期“路苗”的反抗斗争。其后的第十一年,即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定番州(惠水)南疆的洛平地区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路苗”反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