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考古"的若干反思

20世纪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大多都注意到一个问题：传世文献中涉及神话的材料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零散不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为他们指引了方向。王氏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王氏当时之所以倡导此法,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到时人“疑古之过”,其初衷在于补救疑古过甚之弊,欲以“地下”、     

丁山的神话研究

丁山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构想上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他继承了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架构,在古史辨所开辟的几个主要方向,即神话的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皆有所继承与创获,勾勒出了一个极富学术野心也很有可行性的神话研究框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由于他片面依赖比较语言学方法,缺乏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的理论视野,故其考证多失于空疏和随意,导致其结论大率失于武断,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略论王国维的古史研究

一、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上的贡献“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种疑古学风,这种学风,发展成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古史辨派的学风相反,不是怀疑中国古代史,而是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而说明其可信者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是利用甲骨、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这种方法,现在来看是平常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在当时来说,这是新奇的事。我们看一看和王国维同时的权威、经学     

神话柴达木

我之喜欢柴达木,不仅是喜欢八百里瀚海的雄浑博大;我之喜欢柴达木,不仅是喜欢南昆仑北祁连的步步宝藏;我之所以喜欢柴达木,更是因了柴达木是华夏神话之本源!走进柴达木,就走进了神话的王国;走进柴达木,就走进了华夏神话的源头。孕育了中国神话的莽昆仑,依然如千万年前的姿态屹立于柴达木,俯瞰着中华大地。我恍惚看见昆仑神话中最原始的女神,被海内外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一神”、代表着中国神话的主体的西王母,仍以华夏神话时代的懿姿,屹立于巍巍昆仑之颠,威仪超凡;我仿佛看见,那金碧辉煌的昆仑宫前,三青鸟在上下翻飞、殷勤探看,灵气无限………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以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其特色。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李济提出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来,考古学的丰富发现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古史的面貌,特别是对于…     

"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之再辨析

在殷墟发掘以前,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1925年述学社《国学月刊》;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给中国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说明,以解决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殷墟发掘以后,此法仍然可以使用,只是扩大了范围,把地下的考古材料（包括古代文字在内）与古代文献相结合,以研究中国考古与中国古代历史。     

古希腊神话与土地占有权

一、功能主义神话学希腊神话之魅力在于其审美价值 ,但在古希腊社会 ,神话还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神话是透视古希腊社会的一面镜子 ,而研究古希腊社会也有助于澄清神话之真谛 ;二者关系密不可分。探讨神话之社会功能是功能主义神话学的主要课题 ,其奠基者是英籍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 1 884— 1 94 2 )。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是在研究西太平洋特罗布里安德群岛土著神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指出 :“神话在原始文化中履行着不可或缺的功能 :它表述、加强信仰 ,并使之有条理 ;它捍卫和强化道德 ;它确保仪式之有效 ,并包含着…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庄子》神话研究综述简

《庄子》中存在着大量的神话材料,自王国维开启以神话眼光看《庄子》的先河后,鲁迅、郎擎霄、闻一多、茅盾、顾颉刚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庄子》与神话的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入新时期后,对《庄子》神话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深更全面的阶段,鉴于此,有必要对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有利于推动《庄子》神话研究的发展。《庄子》神话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神话与寓言研究、神话原型和意象研究、神话思维研究、神仙思想研究。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