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边界区域土地利用与空间发展模式研究——以长株潭结合部为例

以长株潭结合部暮云镇为例,主要采用2004与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从动态变化与多维综合视角,对行政边界区域土地利用与空间发展的特征、机制及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理论模式。研究表明:①暮云镇土地利用结构由农村型向城镇型快速转变,城镇用地比重年均约增加2个百分点,其中居住、教育科研、交通和工业等用地增加显著;②受主体功能定位、过境通道建设、周边城市辐射差异和规划管理制度变迁等因素影响,暮云镇空间格局与扩张模式快速演变,芙蓉大道沿线新增城镇用地占全镇82.78%,北、中、南区域开发强度分别上升20.95%、7.96%和1.58%,城镇用地平均图斑面积增长2.04倍。③研究区土地利用与空间发展存在诸多阶段性和结构性问题,应加强综合路网建设、公共设施用地供给、建设用地优化布局与集约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

空间的生产理论是当前解释中国城市空间开发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热点。中国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当前主要着眼于宏观的制度、资本等要素,而本文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探讨了由流动人口推动的城乡结合部"弱"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是流动人口在当前的户籍、土地、政府监管与城市更新制度之下,通过积极的区位选择、社会网络关系带动实现了对空间的占据、巩固和空间的持续占有,其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社会网络关系维系的稳定、孤立的同质生产社区。在当前的制度体制之下,此类社区并非个例,而对此类社区的管治,需要从一个更为综合的社会-空间视角进行考量。     

多元文化视角下乡村旅游与空间重构研究——以北京怀柔北沟村为例

多元文化视角是理解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渠道,文化比较亦成为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文章以北京怀柔渤海镇北沟村为例,探讨多元主体作用下旅游对乡村空间的重构作用,重新审视乡村旅游与多元文化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沟村旅游发展受到基于不同文化的内外部精英的共同作用,本土精英的回流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具有不同文化性质的主体促进了乡村业态、空间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外来社会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协商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创新,形成具有中西文化结合特征的旅游空间。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主体不断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多元文化融合,逐渐摆脱“我者”和“他者”的文化隔离。在共同诉求的驱动下,村集体、村民与外来经营者实现社会空间的融合,组成空间生产的“共同体”。研究以期为优化乡村旅游的组织形式、乡村资源合理配置和人地关系的协调提供策略参考。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乡村转型及其空间生产研究——以凤和空港小镇为例

本文基于“网络结构—作用因子”互补视角综合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半结构访谈法，以广州市凤和空港小镇为典型案例，深度分析乡村转型的具体过程与逻辑内涵，并证实了空间生产的运作机制与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的内在关联性。研究表明，凤和空港小镇通过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构建了行动者网络，政府、企业、游客、村民等异质行动者互构空间，使原来的空心村、贫困村转型为现代商业社区；空港小镇的乡村转型本质上是将传统村落社群“生产”为都市消费空间的空间商品化过程，以资本、权力、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多方关系交织与话语建构下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应。     

韩国城市民俗学动向探析——以京仁地区为例

城市民俗学作为韩国民俗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经历了一个逐渐被认可的演进过程。学界从最初对城乡二元论的认知,到后来形成的城乡一元论观念,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空间格局的出现而逐渐转变的,从而为韩国城市民俗学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京仁地区作为首都圈,其城乡变迁态势成为韩国城市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现场。韩国城市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城市民俗学的探索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旱区生态移民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研究——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

生态移民过程是各种空间要素在迁入区地域范围内重新组合与再结构化过程。理论上,这种区域空间重构过程客观存在空间冲突及生态风险。旱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系统开展该类型区生态移民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为空间冲突生态风险突发危机状态下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调控科学方案。本文以宁夏红寺堡生态扶贫移民安置区为例,采用该区域1995、2000、2005、2010和2015年五期遥感影像,通过构建空间冲突模型,测算空间冲突水平,探测了空间冲突的生态风险及其主导因素与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在1995-2015年生态移民大规模集中安置过程中,红寺堡区生态移民空间冲突指数均值呈前高后低的特点,分别为0.617、0.625、0.454、0.476和0.459,属可控范围,生态风险程度较低,其中稳定可控区的面积比例增加2.1倍。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冲突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的水域、林地、耕地、草地的空间冲突程度较低,而未利用地、沙地和建设用地的空间冲突程度相对较高。地理探测显示,该地区的景观脆弱度指数、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指数、斑块凝聚度指数、聚合度指数和斑块密度指数是影响区域空间冲突的主要因素。     

地方政府管治下城市空间拓展——以广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变化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和管治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由此对城市空间拓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近十年城市空间拓展与地方政府管治的关系,发现市级政府以行政区划调整为手段、以战略规划为纲领的管治方式主导了城市生产及流通空间的建设;同时,由于各级政府之间利益协调的原因,地方政府管治过程出现了尺度分异,表现为区级政府与房地产市场共同作用下外围地区空间拓展向北低效蔓延的管治失灵现象。通过对政府管治在城市空间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和成效的探讨,以期对引起人们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管治和城市空间关系的思考。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拓展策略

城市空间拓展规划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要适应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要求,实现城市空间拓展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性,确保城市空间拓展的经济性、高效性和实用性,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空间拓展策略。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策略应包括:主体社会化策略、城建立体化策略、城市信息化策略、城乡一体化策略、城际协作化策略。各城市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具体选用相应的策略。     

空心村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特征与重构策略——以邓州市桑庄镇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空心村已成为普遍现象。村庄空心化不仅造成用地浪费,也造成乡村社会失范,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本研究以河南省邓州市桑庄镇为研究区,采取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村庄空心化带来的乡村公共空间变迁入手,讨论空心村背景下通过公共空间重构实现乡村社会结构优化的途径。以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互动为核心建立研究的理论线索,提出"乡村社会结构通过关系逻辑体现"、"社会结构影响空间结构"、"空间结构反作用于社会结构"三个基本假设,并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和补充。     

大事件影响下的城市空间演化特征研究——以昆明为例

本文将大事件作为一种植入城市进程中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分析了大事件空间效应的形成机制,认为"大型投资"与"社会动员"是嵌入城市社会空间统一体并推动城市"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化的内在机制。进而以昆明市为例,界定了昆明世博会的空间影响期,研究了影响期内城市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化的基本特征。文章认为世博会的植入是上述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并从空间投资、社会动员与社会植入的角度建立了昆明世博会与城市空间演化关系的解释框架。     

发展型城市政体主导的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生产研究——以西安大唐不夜城为例

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的理论视角,以西安大唐不夜城城市游憩商业区为例,采用城市政体理论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的生产机制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空间三元论可以用来解析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的表征是政—商增长联盟主导构建符号化空间的过程。表征的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发展型城市政体三方参与者的互动关系：一是公众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同步建构起来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二是政—商增长联盟对公众空间想象的积极回应,促使符号化空间的进一步情景化,以及空间的重塑。其中,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城市政体议价的新路径。空间的实践表现在地域生产关系的转变和城市游憩商业区影响力的尺度跃迁。空间生产的上述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研究还发现,在城市游憩商业区这种空间类型中,发展型城市政体导致公众对符号化空间规训的反应以悦纳为主,而非抵抗。     

流动人口就业空间的集聚性和城市就业空间的关联研究——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以南京市主城区为实证,运用集聚指数、空间网络关联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空间拟合等方法,围绕着"流动人口-城市人口"之间的"局部-整体"关系,从就业集聚分区、就业网络分析和就业中心识别三方面比较和解析"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空间集聚性同城市就业空间的关联,并进一步探索其影响因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空间分异和价值重构——以浙江省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活力。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盘活农村闲置资源、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传承和保护优秀的乡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0年,农业农村部发文将农业文化遗产地优先纳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因此,探究农业文化遗产地空间分异规律、价值重构,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布局,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开展。文章依据浙江各地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和历史演进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分为9大农业文化遗产区,分析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异,并在此基础上对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价值重构提出相应的建议。     

个体化数字乡村实践与空间重构：以广州桂峰村为例

数字技术发展正在推动城乡关系重构,改变乡村居民的个体生命历程,乡村个体数字实践也推动乡村人地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转变、重构城乡关系。本文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以广州市桂峰村为案例地,运用生命史访谈等方法,分析数字技术是如何推动个体化进程的转型,进而影响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个体化进程转变提供契机,使得个体化进程由原先的城市导向逻辑转向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逻辑;数字技术作用下个体化进程推动着乡村物质和社会空间的重构;数字逻辑导向下个体化进程的转变推动着城乡关系的重构。研究弥补了从自下而上视角研究数字乡村的不足,拓展了个体化理论的研究场域,也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遥感影像及在线房租数据的城市内部贫困空间测度研究——以广州市内城核心区为例

学界以社会经济指标（人口普查、问卷调查等）为主导测度城市内部贫困空间,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但是普查数据周期长、贫困群体社会经济数据可获得性低,如何制定全覆盖、多方位、易获取的测度指标是该项研究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尝试使用遥感影像、在线房租等公众可获取的数据,采用FETEX2.0、WEKA等软件,利用三个指标（土地覆盖指数、复杂度、单位房租）建构基于大数据的贫困指数,测度广州市内城核心区718个居委会的贫困得分。再将测度结果与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度的贫困空间对比分析,探究两种测度方法的区别和适用性。结果显示：①两者的测度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尤其对前5%最贫困的居委会具有较高重合度;②本文建构的大数据贫困指数对城中村、传统工业区等典型贫困空间识别效果更好。本研究使用易获取、更新周期短的数据,有利于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的实时监测,对引导精准分配扶贫资源、有效实施贫困社区更新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研究——以西安地区清水头村为例

旅游消费文化的入侵导致了城市周边乡村发展中社会与空间的巨大变革,使其公共空间面临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缺失,进而出现异化。为深入剖析该类型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本文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运用其三元辩证法理论框架,以西安市长安区清水头村为例,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构,深入阐释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和内在逻辑,最后从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作用力、目标形态、机制保障等方面给出了相关优化建议。研究发现,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在地方政府空间表征过程中,其“使用价值”被压制,而“交换价值”被凸显,但是村民在表征空间过程中的“抵抗”态势并不明显,反而“内化”趋势更多。本文的机制分析和优化建议有助于引导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最终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两重目的。     

口岸城市入境旅游流空间扩散路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以东部典型入境口岸城市上海为研究对象,以市场调查资料为数据来源,从节点、方向及路径三个角度研究上海市入境旅游流的路径转移扩散规律。研究结果显示,以上海作为入境1：7岸的入境旅游流扩散人次排前十的节点城市依次为：北京、西安、杭州、成都、南京、桂林、广州、昆明、苏州、深圳;按照旅游流扩散方向可将入境旅游流扩散方向分为四类：北向、南向、西北向和西南向,并在每个方向上分别归纳出4条扩散路径,其中上海→北京→西安这→路径人数比例最高,上海→成都→西安→北京次之,上海→西安→北京处于第三位;同时研究显示,入境旅游流的扩散存在着路径依赖及路径依赖锁定现象。     

转型期合肥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1982-2000)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以街区尺度为研究单元,以arc GIS为技术支撑,运用空间隔离指数和信息熵模型,对转型期1982-2000年中部城市合肥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转型期合肥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显著,呈以老城区为中心的同心圈状空间分布特征;②隔离指数值的变化表明,18年间合肥城市内部空间隔离程度显著减弱,混居性逐渐增强;③信息熵值变化表明,18年间合肥社会空间进行了幅度较小的有序重构。最后,对合肥社会空间分异与重构的机制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