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官眼中的胡风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上书的三十万言书。     

一个法官眼中的胡风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上书的三十万言书。     

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

1948年3月,在香港的中共文化战线的领导人乔冠华等创办了《大众文艺丛刊》,发起批判胡风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在中国进步文坛引起一场重大而激烈的文艺论争,又间接地引发了胡风1954 年上书中共中央的“三十万言书”,进而酿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乔、胡本为至交,缘何龃龉分道?“文艺论争”中政治色彩几何?详情请看《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

长期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之中,种种问题,争鸣甚多。唯独于其中“公车上书”一节,殊少异议,呈现这种局面,主要因为已有“成论”。此种“成论”,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 以为“公车上书”者,即是“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或至少由康氏领导此大联署、大上书。 (二) 因而认为“公车上书”运动,“是由维新派领导发动的”,而“维新派”即康(有为)党也。 (三) 因而认为康氏《上清帝第二书》即为该运动之纲领文献;而该《书》“着     

“公车上书”新解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词书,一般将“公车上书”解释为: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来就以“公车”作为入京会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是指一八九五年五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北京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的请愿。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韩诗》郑子尹批语并跋(二)

《赠刘师服》批语“比岂少”,言翻十三之年,其齿比太公正多也。二语在公必有明据。方氏引翻上书语,顾氏引翻追与客书,并非事实。《卢郎中云失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歇以和之》批语陇刘师服东坡云,退之寻     

弹劾胡宗南风波

败军之将胡宗南刚刚逃到台湾,惊魂未定即遭“监察委员”们弹劾,追究其战败之责任;继而,一批“立法委员”又上书陈情,为胡开脱。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由蒋介石出面,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

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引发了一场政治悲剧和一大冤案。他为什么要写这“三十万言书”?这要追溯到1952年使他感到无比郁闷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及此后在第二次文代会前后受到的冷遇。1954年初,他受中央处理高饶事件的启发,认为党不会放任文艺界宗派主义小集团坐大,于是愤然撰写了“三十万言书”。《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一文对此作了分析。     

难忘的伟人风采

孙中山断发以铭革命之志孙中山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命运奔走: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主张变法自强,遭拒绝;同年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1896年孙中山断发改装,赴檀香山、美国和英国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他创建同盟会,提出“民主、民权、民生”;1913年     

“船洋”的设计者——郑可

“船洋”为旧中国广泛流通的国产四大银元之一,其余三种分别为“龙洋”、“袁大头”和孙中山开国纪念币(俗称“小头”)。“船洋”,正面为孙中山侧面像,上书中华民国某年;背面中为帆船放洋图,左右横书“壹圆”字样。     

影山草堂巡礼

清代巨儒莫友芝的影山草堂开馆典礼于1996年6月28日在独山举行，找有幸应邀前往，得以瞻仰草堂风貌及先生丰富的遗著等实物，虽由筑冒雨前往，备极辛劳，但仍觉不虚此行。恢复的影山草堂位于独山县东北隅烈士陵园之侧，占地五亩，前门面西为三大开间，飞檐担角，中间门相上悬挂“影山草堂”校颁，为旅京邑人书法家岑元台先生所书。进得门来，迎面为有关领导书写的祝贺纪念担。副省长胡贤生的蹭碑上书：“黔目开化功千古，影山文化放光芒”；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王思明的赠碑上书：“西南大儒”四个大字；省文化厅长王恒富的赠碑上书：“黔人贤…     

章士钊冒险上书谏“文革”

章士钊虽然没有谏停“文革”,然其上书的拳拳之心,展示了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高尚人格。[编者按]     

吉林无干支银币特版——士吉缶宝

光绪廿四年(1898年)之前,吉林铸有无纪年银币大小数种,称吉林省造光绪元宝无干支银币。它有二大版别,其区别在于币面“吉”与“宝”二字之书法差异。一种版式为“士吉尔宝”,另一种版式则是“土吉缶宝”。详细言之即币面“吉林省造”中之“吉”字有二种书法。一是“口”上书“士”而另一为“口’’上书“土”。币面“光绪元宝”之“宝”字也有二种书法,一种从“尔”而另一种从“缶”。但其书法搭配却有规律,士吉配尔宝,土吉配缶宝,二套银币各大小五枚皆按此律。。     

历史上的“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尊永垂不朽的英雄群雕。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这六位为“维新变法”献身的先烈,无疑将被国人长缅而景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以“六君子”著称者,却并非只是晚清的“戊戌”诸杰,宋、明两代,就分别有前后“六君子”。他们的英名与事迹,也是很值得为后世所知闻记怀的———南宋宁宗前期,赵汝愚任右丞相。赵少存大志,每言“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他入仕后,勤兢秉公,“自奉甚薄”,即使身居相位,大冬天仍旧素衣布裘。赵汝愚很想如司马光、范仲淹,在政治上成就一番事业。此时,善于奸谲钻营的外戚韩佗胄（韩母吴氏为宋高宗赵构的妻妹）,则视其为上爬揽权的拦路石,必欲除之而后快。韩纠聚党羽合谋,诬陷赵汝愚“图危社稷”。庆元元年（公元１１９５）,赵遭罢相,被逐出临安（今杭州）,贬谪福州。太学生（太学,类同“国子监”,均为中国古代最高学府）杨宏中获悉,当即倡言同学上书朝廷,“辨大臣之冤”。但“众皆噤避”,独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五人“愿预其议”。他们在上书中直辞反对罢黜赵汝愚,痛斥韩佗胄此举“实欲尽去正人以便其私”。然而这份奏折未得呈报,反落到了韩佗胄手里。韩氏暴怒若狂,...     

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札记

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一书是迄今为止研究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与“二拍”的最重要的小说资料参考书,其搜罗与“三言”与“二拍”成书有关的本事及相关资料十分宏富,足资学者研究所需。但该书也存在一些瑕疵：对所收资料多系罗列,对其与“三言”与“二拍”各篇的关系缺乏必要的深入考辨,故使本事与后出作品间的关系不甚明晰,特别是对本事的远源与近源的辨别上贵远贱近等;偶有资料失收;所录资料与“三言”与“二拍”并非相关等。本文就经眼材料为据,对此诸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辨。     

西汉后妃干政问题浅析

论者一般认为 ,汉代妇女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她们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性。特别是西汉后妃 ,积极参政、议政 ,甚至于大权独揽 ,这为其他朝代所少有。刘邦的妻子吕后立少帝 ,甚至在惠帝、少帝时独掌大权 ;景帝母窦太后 ,“好黄帝老子言 ,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 ,尊其术”(《汉书·外戚传》) ;哀帝时 ,许皇后上书议政 ;成帝母后王政君 ,全权处理后宫之事。汉代后妃干预政治 ,形成一种社会气候 ,哀帝时曾有大臣惊叹 :“万岁之子未能持国 ,权柄之重制于女主。”(《汉书·王商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一　后妃干政 ,…     

关於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

本讨论的这两件西夏书於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遣址出土,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的西夏学界习惯上称它们为“黑水守将告近禀帖”和“黑水副将上书”。两件书分别写成於西夏献宗乾定申年(1224)七月和乾定酉年(1225)二月,为我们提供了西夏覆亡前夕调任官员和招诱边民方面的实例。     

“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徐渭书画辨伪——诗稿手卷与伪作

徐渭(1521-1593年)初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六岁入小学,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所。”十岁“能识文义,且能措词……”《徐渭集》二十岁时考取秀才,但在此后连续八次的乡试中均名落孙山。青年时期的徐渭兴趣广泛,于诗、文、书、画、戏曲等无所不通。徐渭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陶望龄《徐文长传》)但其书画的艺术价值,当时尚不能广为人知,故其晚境苍凉,甚至依靠出卖诗文书画都难足温饱,最终在万历二十一年穷困潦倒而死。徐渭死后不久,就被当时的文坛巨子袁宏道发现并竭力宣扬,“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又言他的诗文“一扫近代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