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美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有论认为：“方志美学是研究方志的思想内容、层次结构、语言字、书形版式、装帧设计美的意识和美的标准的科学”。“方志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体例、结构、语言字及其社会功能。”笔认为：“方志美学是研究方志实践过程中审美主体对方志实践活动的审美关系和方志美创造的一般规律。方志美学是融方志学与美学为一体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浓缩志书语言的基本途径

讲究志书语言的简洁、凝炼,是我国修志工作的优良传统。历代方志学家都强调志书语言要“文约事丰”、“文约忌广”。当代不少方志学家在论及志书美学观时,一般都将语言美列为方志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语言美包括准确性、鲜明性等诸多因素,而讲究语言的简洁性、浓缩性,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浅议方志编辑

如何看待方志编辑学,如何看待方志编辑工作,以及方志编辑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虽然方志编辑学早已经提出此问题,但“方志编辑”这个概念还没有定性,方志编辑工作尚未被社会广泛认可,方志编辑的职能、作用和责任还没有完全确定。方志编辑在方志标题、概念、语言、文字方面都有具体要求,与其他编辑也有着不同的编辑方法。     

续志语言应体现的几个特点

<正>“编史修志讲用语,读志用志观文风”,这是历代修志名家特别讲究看重的大事,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宋代方志学家王象之在其名著《舆地纪胜》中讲到:“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清代方志巨匠章学诚曾主张:方志记述要做到“简”、“严”、“核”、“雅”,即规范、典雅、精当、简明、高尚、风趣,成为文汇精品。方志作为一定地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语言有它的特殊要求,它不同于文学作品强调感情色彩,不同于议论文章要求鲜明生动,而是力求朴实、准确、简练、流畅。当前第二轮修志已开始启动,志书的语言文风是编辑工作的大事, 它是大量资料赖以依附、运转的载体,是全书之根、成书之本,须下大力而为之,笔者认为续志语言应着重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谈志书语言风格

本文总结历代及首轮新方志编修经验,认为志书语言风格可概括为“信”、“达”、“简”、“雅”四个字。即要求志文要真实可信,文辞通达,言简意赅,优美典雅。     

试论黎锦熙对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发展

方志理论家黎锦熙对章学诚方志理论在批判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创新。提出“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拓宽了章学诚关于方志的领域,进一步深化方志的“资治、存史、教化”整体功用。认为应突破体裁局限,灵活运用资料,在志书编纂上采用“续”、“补”、“创”,不应强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专志不必等到全志修毕即可单独出版等。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从文章学漫说方志语言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明确指出,方志行必须做到“朴实、简练、流畅”,这是完全正确的。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制订的《江苏省地方志行规范》中,也明确提出：“志书为资料性述,不得写成论、教材、学作品、报告和总结等”。因此,方志语言还是以“直而事核”,“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为宜。清代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史通义》中所言：“与其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     

顺势而为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再创佳绩——写在“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关注用户数突破60000名之际

时序更替,华章日新。光阴见证着前进的脚步,也铭刻着奋斗的足迹。2021年伊始,四川省地方志办“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关注用户数突破60000名(其中,“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数突破10000名,是2017年底用户数的10倍)。这是继“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2019年被清博指数认定为全国最勤奋的史志类微信公众号、“方志四川”官方电台荣登喜马拉雅“2019政务音频巅峰榜”、“方志四川”川观号获评2020年度优质政务类“川观号”、“方志四川”澎湃号获2020年度“最佳政务传播·文旅传播奖”第三名后,“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取得的又一成绩。     

方志语言及其风格

<正>"史之为务,必藉之于文"(《史通·叙事》)——这句话不但体现了锤炼语言对于文章的重要性,更指出了锤炼语言对于史志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说方志语言的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方志内容记述的直接载体,是体现方志资料性的唯一手段,更是体现方志语言风格的重要途径。丰富、鲜明、准确的语言形式是记述史实的基础,而"严谨、朴实、简洁、流畅、通俗"的方志语言的风格,更是对方志编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品读《附录》的余思

方志作为资料性著述,历来由撰述和记注两部分构成。前者是志书的著述部分,后者是重要的原始资料的辑存。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将志书构架解析为“志”、“掌故”和“文征”三部分,其中“志”指方志著述主体,“掌故”、“文征”指的是一地的     

试论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在方志中的体现

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在他的方志中的体现是:通过目录学辨明“志乃史体”,在此基础上提倡方志“艺文”应为著录之书,并立“文征”以折中著录与存献;又以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指导方志的纂修,赋予了方志保存文献的功能和学术研究的价值。     

语言方志与方志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由于修志人员对语言关注不够,语言入志数量很少;加上志书主要是使用汉语记叙体,所以,我们应当了解语言,了解汉语,要准确地运用汉语记述一地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各民族的语言。方志语言是随着方志体裁的不同而随其变化,准确、灵活地运用方志语言是志书编纂者的基本功,也是对方志语言美的追求。     

浅论新方志的语言表述

编纂地方志书．被视为著述大业。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指出“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可见前人修志已充分认识到行文表述与志书质量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视志书行文．这对编修新方志也有重要的借鉴。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接触了一些新编志书．对地方志特别是新方志的语言表述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本文拟就此做一些探讨．[第一段]     

方志信息

方志理论研究信息王林在《浙江方志》1997年第四期发表的《关于方志本体的理论探讨》一文中提出：方志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而长期存在,关于它的性质,各说其是,难以决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识上出现偏颇,人们习惯于“一部书主义”,将志书涵义代替方志涵义,将志书的性质与方志的性质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将方志的“表现形式”与方志的“运动形式”混淆了。王林认为,方志的特性导出方志的内涵：方志是官方对一地客观世界的认识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包括一套认识观念、观点,即方志观：一套研究方法：一套表达形式。而方志的外延,…     

试析方志中的文学艺术成份及其影响

关于方志,目前尽管尚无一个科学的定义,但就其广义而言是指“以地方为中心的、具有资料性和综合性的述”,是“一方之全史”。方志与学一样,以语言字为工具反映社会生活,但不具有学“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这个特质,这就把方志和学从类型上区别开来。但是,学艺术这一概念不单指学类型,也包含“学的艺术”,     

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与“修志姓氏”的设置

明代正德年间,我国方志开始在卷内设置“修志姓氏”,这标志着方志版权意识的觉醒。万历时期,“修志姓氏”逐渐规范,我国的方志版权开始走向成熟。清代道光时期的方志开始在每卷内细述该卷的负责人员,征示着现代方志署名的先声。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是在方志学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伴随着士人对方志认识的加深,以及朝廷上下对修志的重视,署名越来越成为参修人员的迫切需求。     

论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

王晖在《安徽地方志》2011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探讨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1．方志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作用于二者之间的正是所谓“政治文化”。方志是政治文化建设的产物。方志是伴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2．新方志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文化方向。方志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志书 创新 述评

新方志的编纂者在10余年的新方志编纂中,“摸着石头过河”,勇于探索,敢于实践,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体例上,或是语言运用上,都作出了创新的举措.笔者对近几年出版的志书进行了浏览综合,现评述如下:一、内容上的创新1.增加生人入志的幅度.“生不立传”是志书对记人的一种特殊的界定.“生不立传”考虑的是盖棺论定的问题,但束缚了编纂者的手脚,使志书不能全面记述改造自然、创     

方志呼唤语言美

对方志语言美的要求是伴随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而产生,主要又是针对旧志语言提出的,因为新旧方志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社会的产物。新志书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严谨、朴实、简洁,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证明新方志使用语体文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但也应看到,首批新方志在语言方面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其中一部份过于拘泥记述体而忽视了汉语语汇、语法、修辞、音韵的功能,忽略了文体的丰富性,削弱了志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