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权势转移——以上海拆城案为中心

上海拆城案是在清末自治运动兴起、城市商业发展、与租界竞争以及城墙自身功能消退的背景下进行的。该议案从提出到最终执行,几乎经历了整个清末民初自治的全过程,其间经历了前期激烈的争议和后期犀利的施行阶段,形成了"拆城以利通商"和"保城以卫家园"对立的两派。拆城派大多属于商人领袖,具有新学背景,而保城派则主要是拥有传统功名的地方士绅。在两派激烈的争论过程中,随着时局的演进,保城派逐渐由强势转为弱势;反之,拆城派由弱转强,从而完成了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新旧群体权势的转移。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满蒙政策”的演变

192 1年 11月华盛顿会议后 ,至 1937年“七·七”事变前 ,日本对“满蒙”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外务省与军部的“双重外交”之争、“田中外交”得逞和“关东军路线独走”。这一时期 ,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从形成到全盛 ,从而最终决定日本对外政策 ,并控制日本政局的过程     

应给“民营经济”正名

该文指出,目前国内所称谓的“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其实质是指私有经济或私人企业。“民营”这一概念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产物,它模糊了产权关系,缺乏科学的内涵界定,并给一些人借机浑水摸鱼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在现阶段,应给“民营经济”正名。     

中国“红太阳”思潮的演变

从20世纪40年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红太阳”思潮的酝酿形成阶段,其显著标志是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最终确定和歌曲《东方红》编成并开始在民众中传唱。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是“红太阳”思潮的演进或曲折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红太阳”思潮迅速扩展到除台湾、香港、澳门等少数未解放地区外的全国范围内,并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领域中持续发展。“大跃进”运动前这一思潮长期处于较低缓的发展时期,“大跃进”运动、“反修防修”运动和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对思潮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1979年2月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分组会上,苏绍智、冯兰瑞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以下简称苏、冯文章或《阶段》一文）,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整后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上发表,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并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的最终确立。以下讲述的就是我所了解的这段历史情况。     

“二战”期间驻安顺“美国盟军”见闻

1943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已从“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但在西南各省却没有什么反攻的迹象。长沙失守后,日寇攻入广西直陷河池、南丹,攻入贵州的独山。从当时形势看,日军是为了实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一方面集结兵力沿平汉路向南推进;另方面在号称“马尼拉之虎”的山下奉文攻占菲律宾后,得以依托台湾和菲律宾,     

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

本文讨论“大国兴衰”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关系。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变化 ,已经形成了若干“阶段”。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两个“大国”与之匹配 :“大国”既体现着相关阶段的特征 ,同时又正因为这些国家的制度创新 ,而造就了新阶段的产生和新老阶段的更替。本文通过对近代以来8个公认的资本主义“世界强国”① 兴替过程的考察阐述以上观点 ,以期引起学界的兴趣。     

“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本文随着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的回顾,对1980-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宪法修改过程中,将草案中的“生态平衡”改为“生态环境”一词、并写入宪法的过程,再现出来予以分析讨论,认为“生态环境”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全球和中国谋求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时代潮流,侧重的是人民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生态质量,具有积极的社会昭示作用和教育意义,不宜仅从学理上认为“生态环境”的提法有错,因为真实的世界往往比学者头脑中的理论思维更精彩。学术界于2005年5月展开的对“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概念的研讨,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然而,从“生态环境”一词在人大常委会产生过程的基本事实判断,它属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用语(法定名词),而非严格的科技名词,主要使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而学术研究中则主要是尊重学者自己的理解和创作。至于如何健全政府用语、消除政府不当用语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学术界应该积极探讨的问题。     

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述论

“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述论李格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９４５年８月期间，中共在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同时，还曾制订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简称“解联”）的计划，并进行了紧张筹建。“解联”在筹备阶段，名称并不统一，先后称“解放区委员会”、“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说“■”“(臼土)”二字来源并谈楚帛书“萬”“兒”二字的读灋

在早期文字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一个形体所记录的词过多而易发生混淆时,常常改变这个形体的一部分而分化出新字,分化出的新字没有所谓“本形本义”,它只是借其所从出的“母字”的形体稍加变化,保持与“母字”相同或相近的读音,用来记录本属于“母字”而后分出的一部分词义.象“巳”字分化出“已”字,“足”字分化出”疋’字,就属于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臼土)“(毁)二字的来源作些探讨,并试图对楚帛书中有争议的“萬”“兒”二字的释读作出解释.     

三星堆“祭祀坑”唱异(续)——兼谈鱼凫和杜宇的关系

(3).“祭祀坑”在三星堆文化序列中的具体时代位置 在三星堆正常发掘层位中没有发现青铜器,因而1986年夏发现的脱离地层的“祭祀坑”年代确定便成了问题。“祭祀坑”到底属于三星堆文化系列的哪一个阶段?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祭祀坑”内遗物的文化属性以及“祭祀坑”本身的性质都有决定性的意义。发掘报告认为“一号祭祀坑”时代为殷墟一期,而“二号祭祀坑”则相当于殷墟晚期,笔者认为未必准确。     

“白皮红心”的汤团“木马计”

“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1943年春,日本侵略军为了摆脱其日益困难的处境,对其占领区实行大规模的“清乡”政策。他们以苏中为“清乡”重点,并选择了临江濒海的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日本侵略军从苏南抽调了第六十一师团四个联队和部分宪兵,整编和强化了伪军、地方伪组织,搜罗了一批社会上的渣滓,组成“清乡队”,并在“清乡区”边缘构筑篱笆,修建碉堡,增设据点,严密封锁,妄图隔绝“清乡区”内外联系。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苏中区党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抗战已到相持阶段,敌…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炼”出来的美好生活

6月份,本该是中粮集团品牌团队与各合作方验收并享受前一阶段工作成果的时候——2010年1月,中粮与MSN合作推出了原创的全产业链互动体验平台“中粮生产队”。在该平台中,中粮将旗下多款产品进行植入,并将每一款产品从最初的田间种植到工厂加工、仓储、运输,最终到餐桌的一条产业链的完整过程融入其中。     

“三一律”在电影中的应用

传统的戏剧一般分成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四个阶段或四个部分。戏剧的展现,多半依靠舞台——空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空间与时间里,戏剧不可能表现长篇小说的方方面面,而只能以高潮阶段的“冲突”事件为核心,组织起这台戏的“完整的过程”,以吸引观众,并感动观众。按照“三一律”的要求,剧本一般只能讲述一个故事,而由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这就使得故事情节必须是完整的、紧凑的,而情节的内在也是紧密联系的。     

从“五官”看五行的起源

只有制度化、仪式化的行为,才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广大人群,造成思想史上革命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五行起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五官制度的形成。为此,本文讨论了殷商时代的四方五官之祭,阐明了四方观念同五行思想的关联;讨论了关于少嗥氏立五官的记录,确定其基础是历法五官之制,经历了“二祀”、“三祀”各自独立的阶段。本文并通过对“五官”诸神之来历的考察,论证了五行起源的过程,认为其实质是不同族群的太阳祭典逐步综合的过程,经历了太皞少皞之祭、颛顼之祭、重该修熙之祭、后土之祭等阶段。     

吉林“厂平银币”

吉林“厂平银币”,是我国第一套机器铸造的银币,虽属试铸,但它代表了先进铸币工艺的出现。在我国银币铸造从土法局部自铸时期向机制银元时期的进步过程中,“吉省铸币,实在各省之先也”。中国银元的诞生,经历了土法铸造到机制银元的两个阶段。吉林机器官局铸造吉林“厂平银币”之前,我国以浇铸和人工打制的土法铸造银币,已有较长一段历史。乾隆五十七年     

“了解之同情”与人地关系研究

一、一种研究范式的分析：人地关系演变的“三阶段论” 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简称“人地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长期以来一直是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各个学科均逐步形成或正在形成有关人地关系研究的某些“范式”(或“范型”,paradigrm)或“共识”。人们普遍相信：人地关系是人类起源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关系,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均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而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当中。人地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秦“道”新证

秦朝确立了地方上设“道”对少数族群聚居区进行治理的制度。作为县级特殊政区的“道”,最初可能取义于政治文化引导的期望。“道”制是秦的军事扩张和郡县化过程中折中的产物。“道”除有以族属命名的方式外,也有以山川类地理实体命名的;道以下并非不设乡里,而是采取乡里机构与部落组织并存的形式。道的行政归属,在区划和民政上属于郡,在少数族群事务管理方面则属于属邦,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管理;同时,实行“道”制的地区,由中央派遣官吏和部落君长联合治理,是为中国古代民族管理政策之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