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南京国子监刻印书考略

自从五代后唐冯道首倡国子监刻书以来,历朝国子监都曾刻印过图书,而明朝并设南北两个国子监,皆有刻书,却是一个少有的现象,其中南京国子监存自己刻印图书同时,又以刷印、修补宋元等旧版印书为著名,现现出不同于其它国子监印书的特点。本文试从南京国子监的书板收藏来源、书板管理和刷印图书几方面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对明朝南京国子监的整体刻印书面貌做个大致的概括。一、所藏书板来源公元1364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称吴王,第二年就在元集庆路儒学的旧址上建立了国子学,明朝建立后改为大明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鸡鸣山下另建新址,改名国子监。到永乐元年(1403年),北京亦设国子监,至此,明朝就同时有了南北     

历代国子监刻书与监本概述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历代国子监均有书籍刊刻,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就称为监本。本文对历代国子监刻印书籍的情况与监本特征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明朝南京国子临刻印书考略

自从五代后唐冯道首介国子临刻书以来,历朝国子临都曾刻印过图书,而明朝并设南北两个图子临,皆有刻书,却是一个少有的现象,其中南京国子临在自己刻印图书同时,又以刷印、修补宋元等旧版印书为名,显现出不同于其它国子临印书的特点。本试从南京国子临的书板收藏来源、书板管理和刷印图书几方面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对明朝南京国子临的整体刻印书面貌做个大致的概括。     

五代吴越国的雕版印刷

宋代的杭州,是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因为刻印俱精,纸墨优良,北宋时期国子监所刊行的许多重要典籍,如经书、史书和医书均下杭州刻印。南宋建都临安,国子监在杭刊刻的书版达二十余万,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及各府、州、县也都曾大量刻书;除官刻外,书坊和私宅刻书也十分兴盛。宋代三百六十多年间,杭州的雕版印刷术一直冠盖全国,获得了“今天下印书,杭州为上”的美誉。     

清代河南书院刻书浅论

清代河南书院刻书浅论李景文雕板印书自唐五代始,发展至清代,可谓是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刻印的图书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刻书地点遍及全国,而且官刻、私刻、坊刻都十分繁荣,并形成了高质量的＂康版＂。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从来到清也一直是刻书的重要场所,...     

广西刻书考略（下）

清代广西刻书的兴盛,还以家刻本、坊刻本的大量出现为特征。家刻本,又称家塾本、家宅本或书塾本,是指私人主持或出资校刊的图书,其目的是为满足私家读书、藏书之需要,并不以营利为本,偶尔出售也只收成本。家刻本的刻印者多是官僚、地主、富绅等家业殷实者。他们有的刻印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有的刻印乡邦文献,选辑邑文,以示地望之不凡;有的搜罗佚典秘本,校刻行世,以示学问之博雅;有的代官场名流刻书,以利名人荐举;还有更多的是为读书做学问而刻,为发表个人著述而刻,为收集师友著作而刻,     

宋版之魅力（上）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960年北宋建国后,政府承袭五代制度,由国子监主管刻书,除儒家经典外,还较大规模地校刻了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及诗文总集等。在中央的影响下,地方官府（包括各地公使库、州、军、郡、县学等）、寺院、私家和书坊都相继刻书,     

清代中央官刻图书综述

中国古代刻书,一向有官刻、私刻和坊刻之别,三者并存发展,并以官刻为主线。官刻图书系指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行政机关主持、出资承办的图书。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官刻书始自唐、五代以迄清朝,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由于中央官刻图书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旨意和国家的文教政策精神,起着指导和影响全国各地的出版和教育的作用,因此,一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清代中央官刻图书在近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清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而呈现出一个辉煌的历     

《守山阁丛书》及其“西学”学人考略

古代刻印书籍,是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刻印方式中常见的有官刻、寺院刻、坊刻、私刻等。明清时期是藏书、刻书事业发展的辉煌期。清中叶后,上海金山一支钱氏家族渐以校勘印刷出版事业显名于世,其校勘著作中尤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别丛录》等为代表作,因其家族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延续时间之长、校勘之精,又汇集了张文虎、顾观光等大儒参与,故受到其时与后世侧目,笔者试论《守山阁丛书》与其学人顾观光、张文虎等,通过编撰《守山阁丛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的一定影响。     

吹尽狂沙始见金——谈谈明代的内府刻本

正在古籍善本领域,如果说某种版本类型被世人误解最深,长期饱受污名,但是又深受当下古籍收藏界的重视,那恐怕非明代内府刻本莫属了。顾名思义,明代内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明代内府刻书上承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和元代兴文署刻书,下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书,是中国古代中     

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

本文比较了唐宋两朝时羁席州管理的同异,认为宋朝羁腐州的管理总体上趋向于灵活和宽松,其原因主要与宋朝一贯的文治政策有关。指出：宽松的羁廉政策,虽然在客观上对稳定边疆社会、发展边疆经济有一定好处,但宽松过度,却又使宋朝丧失了沿边羁康地区的边防藩篱作用。     

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

宋元更替,使原先在江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士阶层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客观环境与元政权笼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江南儒士阶层迅速分化。有的仍以遗民自居,敌视元朝;有的拒绝仕宦,归隐民间;但大多数江南儒士开始承认元朝的统治,接受元政权任命的学官,于是江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学官组成的社会群体．儒士阶层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     

论孙里衍跋南宋小字本《刘子》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南宋小字本《刘子》是目前惟一可见的宋板《刘子》,该书经多位名家收藏,研究价值极高。本文考察它的流传过程,比对文字和注释,发现该书问题很多,有后人补配痕迹,并非全宋本。另附录部分考察了清代宫廷所藏宋本的流传情况。     

有关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工艺的思考

瓷器剪纸贴花工艺始创于唐代,其与当时流行的薄片饰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宋代吉州窑的同类装饰并不同源。宋代吉州窑瓷器上的剪纸贴花主要是受该地区发达的纺织印染、造纸刻书,乃至剪纸业的影响而来的,风格独特．其中一些特殊的宗教纹样则是为该地区的宗教机构设计烧制的。吉州窑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民间窑场,其产品以装饰手法的丰富多样而别具特色,黑釉剪纸贴花工艺即是其中代表性的一种。长期来对于瓷器剪纸贴花的始创年代,工艺渊源．宋代为何只有吉州窑流行剪纸贴花技法,以及剪纸贴花纹样是否与当地的社会习俗相关等问题,一直是笔者颇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就此类问题的思考作一简述。     

宋代南外宗正司入闽及其影响

南外宗正司是宋代管理外居宗室的机构。宋金交战,为躲避战乱,它辗转迁入福建泉州。南外宗正司的机构非常健全,宗室在闽蓬勃发展。南外宗正司的入闽,对提高泉州乃至福建的历史地位以及促进福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均有深远的影响。     

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

提点刑狱司是宋朝首创的专门化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是继转运司后设立的又一个对州县进行监管的重要路级机构。从提刑司制度所反映出的宋代路级机构某些共性的特征来看:它们具有较固定的行政管理区划,处于地方一定的行政管理层级之中,有大量的行政处置权力。因而宋代的"路",尤其伴随着中央下放除监察权外的大量行政权力到转运、提刑等机构之后,可以被认定为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宋代的"路"是一种权力多源化、分权制衡、集权于中央的新型地方行政体制,是宋代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创新和贡献。     

宋代佛教史学略论

中国佛教史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佛教史学著作数量丰富,各体兼备,并创造出纪传体、编年体教史和藏经解题目录等新体例。本文考察了宋代佛教史学的状况,指出世俗史学的刺激、皇家对沙门著书的重视与褒奖以及大藏经的刻印与流传是宋代佛教史学繁荣的原因。     

西夏榷禁制度渊源考

西夏榷禁制度与唐、五代、北宋的榷禁制度关系密切,西夏"巡检"、"三司"、"栏头"、"群牧司"之名移植自五代、北宋。西夏榷盐价格基本与第五琦榷盐改革后税率相仿,榷盐根据不同产地、不同品种定价沿袭自五代定规;西夏榷曲告赏法借鉴自宋,收税职吏"栏头"与北宋后期的栏头更为接近;西夏畜牧榷禁中注籍、号印、禁杀牲畜规定的渊源可溯自唐代。总体而言,北宋榷禁是西夏榷禁制度的主要渊源。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在我国古代,官僚是亲民治国的主体。这批人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合理的升迁路径有助于官员积累治理经验。明代官员的升迁已成规律,其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内外皆历,即低级中央官流向地方,高级中央官员须有地方任事经历;其二,行政与监察轮历,也就是行政官迁向监察官,监察官流向行政官。明代官员流向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内重外轻局面的加剧,从而妨碍了内外皆历制度的有效发挥;二是由翰林累官升尚书入阁者因缺少地方任事经历,故其治理能力大打折扣。     

宋代中央客馆制度

宋代在京城设有都亭驿、都亭西驿、同文馆、礼宾院、怀远驿等中央客馆作为馆待周边各族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诸客馆不仅是各族使节居住的场所,还是周边各族与宋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及周边各族了解华夏礼仪文化的场所。中央客馆制度是宋对入京的周边各族使节接待与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和发展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