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 1 92 0年代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 ,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 ,或激进与温和之别 ,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 ,水火不容。三党对“革命”的竞相诠释 ,使得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 ,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联合”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中共革命发生前,“联合”一词并不具有政治属性。经过生动的革命实践后,“联合”才逐渐被确定为政治口号,打开了革命新局面,熔铸于革命全过程。对这个源自经典语录的概念,中共不但乐于使用,而且长于践履,进而启迪工人觉悟,团结本阶级成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联合观。历经严峻的外部斗争后,中共将联合实践与争取革命领导权紧密结合,统筹范围更广,兼顾合作与斗争。经由基本概念的选用、转用与连用,中共完成了从革命动员向政治引领的进化,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联合政治文化。这种词语实践所承载的政治思想决定着各阶级的命运,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进程。     

论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两篇文章

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以下简称《两篇文章》),历来被认为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的确,陈独秀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但陈独秀写作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和意图并不是为了阐述他的“二革命论”,而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考察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一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是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50年来,随着中国政治实态的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历了确立、发展、完善等不同的发展时期。其间有过曲折,但总趋势是健康的。50年多党合作的历史表明,中共与各瓦主党派的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只要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方针和政策,现行的政党制度必将愈加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谈王稼祥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二月七日王稼祥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这个论断之后;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会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们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决战时刻召开的。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阐述     

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政策的根源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开始缔造新的神权政治。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他始终不渝地推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一基本国策(以下简称“两不要”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对内,他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新型神权政治;对外,他又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其奋斗目标。“两不要”政策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第一,从意识形态看,     

也谈红军长征的原因

读了《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张鸣的文章《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很受启发。中央红军之所以长征,张文从政治模式与经济危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除此之外,我想补充两点：第一,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大大地损伤了苏区的元气,损伤了革命根据地的军心、民心。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二十军处置后,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     

语言文字与革命动员：“杨萧三谕”与《讨满洲檄》比较

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乃清末“反满”色彩最为浓烈的两次革命,其动员文本蕴含着浓厚的政治语言特征。以太平军之“杨萧三谕”与同盟会之《讨满洲檄》相较可见,双方均强调夷夏之辨,但其历史观与立论依据截然不同：前者奉“上帝”为中国之缔造者,并以基督教教义为立论基础;后者则尊黄帝为始祖,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就表达逻辑而言,两组檄文皆继承了传统檄文“罪彼扬己”的基本框架,然后者更为理性,在逻辑链条的建构中加入了对以往革命运动经验教训的反思。而从措词、修辞及文风、语气等语言技巧方面来看,两组檄文皆长于辞章之术,其中“杨萧三谕”不无“诬过其虐”之嫌,《讨满洲檄》则注重“征验”,讲究理性。是以从语言学角度重审两份檄文,可见文字本身即具有革命动员的功能,而语言技术水平的高下则会影响其功能的发挥。不过,两组檄文的语义又有明显的相关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革命思想发展的轨迹。     

分权印尼：历史的遗难与现实的方案

从比较和历史一制度的观点出发,同时借用葛兰西“被动革命”、“精英融合”等概念,分析了威胁印尼中期稳定的诸种因素及其历史根源。集权体制和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化是印尼独立时期的两份政治遗产。通过探讨苏哈托体制中的政治权威系统及其演变,可看出苏哈托政府不是“发展政府”,而是一个“社团主义”政府,因而暴力横行和军阀政治是印尼可能出现的最糟糕局面,而权力分散将是解决印尼问题的关键。     

革命暴力与恐怖的旧制度渊源北大核心CSSCI

在国际学术界,近十余年的大革命史研究延续了修正史学所推动的对大革命的政治面向的再发现,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近年的恐怖研究通常都避开了传统史学中的“形势论”和“意识形态论”,而是注重从革命造成的政治化和革命政治的内在动力来理解暴力与恐怖,并且认真对待革命对IHN度暴力文化的继承和转化。     

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

在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 ,汪精卫、梁启超围绕“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论战所援引的论点均以伯伦知理、波伦哈克以及笕克彦等人的学说为学理依据 ,只是双方各有偏重取舍而已。虽然表面上汪、梁均重视学理依据 ,但二人同为政论家 ,在理想与学问之间 ,都以理想为本位 ,有意无意之中 ,取学问为工具 ,论点开道 ,学说殿后 ,以致于漏洞百出 ,彼此相互攻击。通过观察清末政论的政治学背景 ,可以深入认识清末政治思想的一些本相。     

中共抗战时期的民主主张与实践

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确定了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纲领。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发展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架构武乡红色旅游新平台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红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实现学习革命历史知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旅游活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纪念地,已从党史事件的发生地升华为“红色旅游”品牌,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素有“小延安”之称的山西省武乡县,地处太行、太岳两山之间,抗战时期曾是华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武乡县拥有极为丰厚的红色旅游资源,如果将其资源优势转变为旅游经济优势,将在宣传革命…     

试论多党合作制的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多党合作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在多党合作的过程中,坚持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原则,是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的基本途径。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对多党合作制加以确认,这就为这一制度提供了宪法保障。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     

浅谈思想政治工作在文物工作的地位及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与“物工作”从系统角度看,不属于一个序列,但二之间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一论断,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法国革命时代卢梭观的解读方法北大核心CSSCI

18世纪,卢梭在民众心目中是倡导平等与美德的哲学家、情感小说家、自然神论者,革命后,法国的卢梭观中平添激进暴力的因素。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界有激烈的左右之争,右派批评卢梭毁坏了法国的传统,为此极力阻挠1878年卢梭逝世百年和1892年共和百年的纪念仪式。但卢梭在著作中并未倡导革命,而且在他的时代,“革命”一词指的是天体运行的往返规律,尚不具有现代的政治意义。那么,如何理解卢梭与1789年法国革命的关系,以及他如何进入革命话语体系？是卢梭的思想引起了革命,还是革命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卢梭？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

本文着重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前后蒙、藏等边疆地区的政治变迁。辛亥革命使“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学说从思想变成了政治实践,实际上成为梁启超政治思想、价值体系的代行者。可以说,因辛亥革命而昌盛的“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观念作为民国初期政府整合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意识形态,对边疆地方的民族国家之认同影响极深。     

国民党退台后党政关系调整素描

1950——1952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改造运动中,将原来的“革命政党”定位改为“革命民主政党”,即兼具有“革命”与“民主”两种特质的党。一再强调要“以革命组织与革命精神保障民主制度”。这种“革命”已不同于孙中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而是以“动员戡乱”、“反共抗俄”唤起党员,增强凝聚力,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