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土地关系(1921—1928)

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农村的土地关系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村阶级关系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农业政策上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使农业劳动者与土地分离,从而剥夺和消灭农民;而在一个资本主义起步较晚的农业国家,现代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则是消灭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直接为广大农民争得土地。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向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的前景恰恰又要求以农业的集体经济改造和取代个体经济,实现农业社会化。就是说,要把农民对     

汉代地主的类别

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以土地买卖为主要标志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产生,并且得到初步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封建地主的人士地私有和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实质是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英国史上“自耕农”一词范畴论

自耕农(yeoman,集合名词yeomanry)作为一个阶级,出现于14世纪末英国封建农奴制解体后;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自耕农的主体在19世纪中期前后消失了。长期以来,中外史学工作者在论述“自耕农”一词的范畴时,各抒己见,意见不一,给这段历史的研究带来了不便。因此,有必要对此研究、讨论,以便逐步统一认识。     

近代沈阳满族的经济生活和民族资本的发展

鸦片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活动深入东北沈阳地区。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价上涨。沈阳满族正身旗人,官庄的壮丁和佃户一向以制钱折纳银租,银价上涨加重了沈阳满族人民的封建负担,清政府的横征暴敛,使许多沈阳满族自耕农被迫出卖土地,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过程。清统治者为增加收入,在盛京沈阳进行了所谓“清赋”和“清查旗地”的活动。结果有势力的大户人家仍然隐匿私占,把负担加在满族贫苦农民身上。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土地的性质问题

在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第91号(见1956年9月13日光明日报)上刊载着胡如雷先生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胡如雷先生提出:“自耕农民的这部分土地是什么性质呢?是国有还有私有?”关于这个问题,胡如雷先生的答复是:“这部分土地也是具有国有性质的”。胡如雷先生认为自耕农民之于土地只不过“是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已”,而“我国地主政     

内战以后美国南部的“农业阶梯”问题

农业阶梯理论以土地所有权的有无和程度为衡量标准 ,意在揭示人们从租佃农向自耕农的奋斗历程。本文在考察了内战以后美国南部种植园地区租佃农经济地位的变动状况之后得出结论 :南部不但不存在“农业阶梯” ,反而存在一种“反阶梯”趋势 ,这种趋势根源于南部自身的社会经济 ,而其根本推动力是大西洋经济圈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试析清代中期台湾新港社的土地交易——以《道卡斯新港社古文书》为例

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及由此衍生的各种经济关系,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清朝收复台湾之后,随着移民的增加和政权的稳固原在大陆实行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移植到台湾,这种生产关系的移植和发展很大程度体现在台湾汉“番”或“番番”之间的土地交易中。相关土地交易的内容包括土地所有制的变迁,汉“番”或“番番”地权交易、租权交易等。在此期间从“番”人逐步确立土地所有制观念,到以契约方式表现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权利     

试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转化及其特点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地所有制的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国有制,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所有制。几种所有制有的同时并存,有的占支配地位,有的居从属地位,不可等量齐观。几种所有制,既矛盾而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随着社会变迁,政权更替,经济的演变,阶级与阶层力量对比的消长,在不断地发生转化并具有不同的特点,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本文试图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转化及特点,略陈管见:     

从土改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山西农村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自此开始了以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为宗旨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到1952年9月,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全国约有3亿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免去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9月山西建制恢复时,全…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著名原理的重要性,明确了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必须首先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着手。目前已经有很多史学家发表文章来论述这一重要课题,现在我们就把几篇专门论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作一个简单概括的介绍: 一、主强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主要地位者的论点侯外(?)先生在一九五四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的文章。侯外(?)先生在文章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理论大师论述“亚细亚土地所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