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首倡开懋勤殿

开制度局和开懋勤殿同为百日维新的核心问题,是维新与守旧两派政治斗争的焦点。在开制度局的斗争中,李端棻率先提出了开懋勤殿以议制度的主张;这一主张被维新派奉为百 日维新后期的奋斗目标。然而,对李端棻这一历史人物在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至今大都只强调他在倡办学校、荐举人才方面的贡献,而对他在开懋勤殿等政治举措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却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军机四卿与百日维新

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中被光绪皇帝擢为四品军机章京,因而被称为“军机四卿”。关于军机四卿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作用,未见系统的专论,本文拟做一些粗浅的考察。 从1895年“公车上书”开始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经过三年的准     

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及其意义

荐举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重大问题。历来研究者大多只关注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荐举,而关于李端棻对康有为的荐举则少有研究。实际上,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关系百日维新的变法大局和组织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     

戊戌前后康有为议会思想的转变及其过程——以《第五书》和《第六书》之后从上下院到上议院的转变过程为主

在戊戌政变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主要围绕着议会体系有关问题而提出并阐述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但在这一期间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并不总是前后一致。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进呈《第六书》之前,康氏的改革路线仍然坚持上下两院制的议会体系,下院的结构和职权在康氏议会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在《第六书》后至百日维新宣布前的期间里,康有为持自上而下的开明君主路线(上院化制度局)和自下而上的民选下院路线(保国会活动)同时并行的政治策略。然而,自百日维新开始及康氏被召见并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之后,他在民选下院和公民选举权这一激进路线上做出让步和妥协,上院的开明君主路线取而代之。但康氏的这一妥协并不表明他否定或放弃了在将来开设民选下院的终极理想。     

论戊戌百日维新忽起忽落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百日维新之所以会“忽起忽落”,是因为康有为不恰当地介入了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康有为的扶光绪抑慈禧之策,迎合了光绪的某种需要,故戊戌百日维新“忽起”;而所谓的“尊帝讨逆”、救光绪,康有为、谭嗣同谋诛荣禄、兵围颐和园,直接威胁了慈禧的地位,致使戊戌百日维新“忽落”。     

被遗忘的“百日维新”领袖

李端棻,这位从贵州大山里走出去的清末重臣,是名副其实的“百日维新”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然而,他却被历史不公正地淡化了。本栏目的两篇文章．愿能为“重新认识李端菜”,起到一些微薄的作用。     

李端棻《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研究

开制度局和开懋勤殿的斗争贯穿百日维新始终,成为维新派和守旧派争夺国家权力的焦点。在维新派开制度局受挫,变法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维新官僚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提出了以开懋勤殿为核心的四件关系变法全局的大事,对当时的变法斗争,特别是百日维新晚期维新派再次争取开懋勤殿的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翁同龢的晚年生活简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翁同徘在康有为、张骞等人劝告不宜久留京城的情况下,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离京归籍江苏常熟。缘由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正式颁诏,宣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百日维新”帷幕。     

论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

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基础作用。在政治文明的有机整体中,制度文明是标志和形式。而人的文明则是根本,在政治文明中居于灵魂地位。因此,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行为的共同主体——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政治文明的根本所在。     

慈禧太后与戊戌变法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慈禧太后时往往习惯于认为:慈禧是顽固派,且是最大的顽固派,慈禧与光绪百日维新期间之争是维新守旧之争,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是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派系之争、权力之争。这些观点值得商榷,慈禧不是顽固派,慈光百日维新期间之争不是维新守旧之争,而是变法方式、变法速度之争;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不仅仅是夺权,更重要的是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稳定。     

清代档案中谭嗣同资料释读

清代档案里,关于谭嗣同的材料较少,目前能够见到的,主要是他的履历档案和任职四品军机章京时期留下的一些材料,这些档案,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关于谭嗣同科举经历、捐纳候补官、擢选及权限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对谭嗣同走上维新变法的过程和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笔依据上述材料,在以往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谭嗣同及同时代人的记载,试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红颜知己 闺中良友——梁启超与贵州籍夫人李蕙仙的真挚情怀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895年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与康有为一起在北京组织和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接着在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更是充分发挥了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宣传才能。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与康有为一起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     

郭沫若、阳翰笙历史剧创作的相异性

郭沫若、阳翰笙二人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历史剧除了具有强调时代性、现实针对性与政治尖锐性等共性,在艺术风格和创作立足点两个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异性。     

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异族观念之异同

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均将自身之外的人视为"他者"。在两者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中,血缘、文化、政治相互联系,发挥着各自的影响,但三者在古代希腊和中国先秦的具体作用不同。古希腊人重视自身与蛮族的文化差异,也未忽视双方血缘的不同,而政治则影响着血缘、文化因素;而先秦华夏人则主要以文化而非血缘区别自身与夷狄,同时政治亦发挥着其影响。上述差异应与希腊、华夏的内外关系及三因素的特性有关。两种不同的族群观念,对两国历史有深远影响。     

“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晚的年生活

<正>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翁同龢在康有为、张骞等人劝告不宜久留京城的情况下,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离京归籍江苏常熟。缘由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正式颁诏,宣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百日维新"帷幕。该诏书是翁同龢亲手执笔拟就的。这时,翁同龢遭到了安徽布政使于荫霖、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的陷害,被弹劾"误国     

伦理与政治融合的儒家思考——荀子"分治"思想论析

荀子伦理-政治思想的-贯之道是"分"的思想."分"的要义是如其分而治理.普遍的"区分"或"分"的方法论,是荀子思想中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方面.分治的理念体现了荀子对伦理-政治融合关系的思考,其关键在于由人而政,关注人的自我完善,强调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荀子学说彰显了正名与尚学等儒家传统的主旨和政治意义.     

十九世纪美国的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之比较

在 1 9世纪进入美国的移民集团中 ,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是最大的两支。因固有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两者在美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 ,文化移入的模式也不一样。由于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数量巨大 ,他们的差异在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素质是大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它决定一个人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道德水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都具有促进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重在解决有关思想政治素质及其养成的认知问题,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拿大华人和印度人政治参与比较研究 ——以近两次联邦大选为例

论文梳理了加拿大华人和印度人政治地位的变迁历程,以2015年和2019年两次联邦大选为观察对象,比较分析了加拿大的华人和印度人在选举参与和政治融入方面的状况。研究发现,加拿大的华人和印度人的参政状况都有明显改善,在最近两次大选中取得可喜成果,这与移民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密切相关。比较而言,华人的政治代表水平、政治融入程度和政治影响力与印度人存在较大差距。族群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是导致两者参政效果差异的核心变量。华人缺乏熟谙选举规则和竞选话语策略的政治精英、高效动员力和宗教凝聚力的族裔组织、较强政治效能感的族群成员以及对政治形势的准确把握和运用,这些因素制约着华人有效参与加拿大政治活动。     

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

本文根据“张之洞档案”中所藏电报、信件,全面考察张之洞与杨锐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一考察揭示晚清从甲午年（1894）到戊戌年（1898）的政治内情。最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起,杨锐即常住北京,充当张之洞的“坐京”,为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并办理各种交待事务。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了大量的指示,并在杨锐被捕後积极进行营救。本文还证明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的作者不是李焜瀛（符曾）,而是杨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