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衙门经费

本文通过对清代州县衙门经费的量化分析,发现州县衙门经制性经费与实际所需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清廷虽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终清之世,效果寥寥.因此,州县官为了保障政务活动的进行,不得不采取征收田赋附加、差徭、杂税盈余等手段加以补苴,结果使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的差票考释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人在清代法制史的领域中,对州县司法审判程序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于这些司法程序中所涉及的具体档案资料,如状纸格式、戳记、状式条例、差票、堂审记录、保状、具结状等方面的个案研究则仍显不足.故本文拟对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以下简称<南部档案>)中的一则"差票"加以考释,以期有助于深刻认识清代地方法制等问题.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建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清代功牌制度考论

清代功牌是政府颁发给有功人员的一种奖励凭证。终清一代,功牌分为五等;嘉庆朝以前,功牌有普通的战功功牌与越众前驱、本旗前进、执纛、水战登舟等几项特殊功牌之分;嘉庆朝以降,功牌等第品级化,功牌种类已无普通与特殊之别。不同时期,清代功牌式样有所不同。清前期,功牌的授予对象为八旗有功官兵;清后期,功牌的授予已面向社会各界人士。清代功牌的颁赏权,经历了一个由中央下移到地方的转变。在官兵及家属抚恤、仕途升迁、差徭摊派、户籍变更等方面,清廷给予得有功牌人员诸多优待。     

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

一般学者认为学额是量化研究清代区域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也是衡量地域化儒学发展和普及程度的标志之一,进士则是反映各地文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但是清代许多相邻的州县学额相同或相差不大,出产的进士数量却相差甚远。文章以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为讨论范围,在阐述学额、解额制度的基础上,详细考订了各府州县学定额的变化过程。然后选取清代前、中、后三个时期,分别统计各州县中举人、中进士人数,进行相关分析,表明定额和各地中进士人数显著相关,即定额制度对各地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     

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与公费改革

晚清州县办公经费存在着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和使用无确定限度的特点。同治光绪年间,一些省的督抚从整顿吏治出发,进行了裁减浮收陋规以定公费的改革,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绪末年,在州县财政困难和吏治腐败的背景下,州县公费改革再起;而随着清理财政的推行,宣统年间又循着"化私为公"的路径,开始了大规模的州县公费改革。但由于这一改革直接关乎各省财政利益,所以各地办法不一,实施力度有别,改革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公私分离"、"财政统一"的既定目标。     

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商人与政府摊派(1946-1949)

抗战胜利后,天津市政府税收不敷所用,开始频繁向商人强制摊派各类费用。这些费用按其用途可分为城防工程费、慰军劳军费、军队给养费等类型,基本用于内战军政。政府摊派通常由政府机构或警备司令部直接向商会、同业公会下令,不仅次数频繁,且数额惊人。商会和同业公会接令后不得不召集团体会员及资力雄厚的企业分摊承担。按其性质,政府摊派属于正常税捐规费之外的额外负担,遭到商人的强烈反对。天津市政府明知摊派违背法理常情,但一边下令禁止,一边仍行摊派。政策上的自我矛盾和冲突说明地方政府财政趋近破产,在战争压力和通货膨胀之下,政府过度依赖预算之外及税收之外的收入。商人团体本应以商人共利为本位,但在军政机构强令下,几成为筹款征税的工具,难以维持其自治传统。     

善堂与恶政:清代江浙地区的命案相验问题及其应对

围绕着命案相验这一司法程序,清代江浙地区形成一系列经费摊派和敲诈勒索现象,给地方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和极大困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清代中央和地方官府曾采取应对措施,但由于相验问题背后有着法制、财政和吏治方面的多重原因,官府始终难以解决问题。作为直接受害者的地方社会只得被迫行动起来,设立善堂,代办相关事宜和代筹相验经费,努力降低相验问题的不良影响,取得一定成效。这是清代施棺代葬类善堂格外兴盛的重要原因。从这一过程的观察中,亦可对近代法律改革历程及清代富人慈善捐助的复杂动机有更深刻的理解。     

清代府州县学学额及专设学额的运作: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研究

本文在考订清代各州县学取额等级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运用统计,结合案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各州县学学额定等、分割及增减与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之间的数量关系,结果表明,因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确定学额等级时所依据的具体数量标准会因府而异;同时进一步指出,文风、钱粮丁口在上述各类操作的具体运用中侧重点不一样:定等、增设、分割学额时,钱粮丁口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各地在学额确定后,增减学额则主要是看文风高下,即应试童生数量的多寡。清代学额的这种运作方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额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20世纪以来清代州县研究综述

州县这一清代政权中的基层政权,是一切政事的开始。了解清代州县制度,可以透视清代甚至中国历代政权体制的运作情况。自20世纪以来,研究与清代州县有关的著述已有不少,本文对此作一简要概述。     

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

清代州县行政在官员任用考核、机构设置、财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病 ,表现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质。晚清时期 ,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此提出改革意见 ,并在“新政”和“预备立宪”过程中得到清政府采纳。这种改革思潮与实践 ,对中国县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羊草官甸”考——兼论嘉庆朝政府收归地权之实践

羊草官甸起源于顺治、康熙年间,长期界址不明,旗民多有争讼。乾隆初年,清廷试图厘清界址未果。东北地方旗民分治、内(务府)外(八旗)有别的行政管理体制削弱了政府对该项土地的控制,又兼庄头普遍私垦,羊草官甸失迷情况严重。嘉庆年间,人地矛盾加深而致土地争控案频发,财政紧张使得政府急欲拓宽税源。在清廷与地方机构的合力下,完成了对羊草官甸的查丈、造册、征租。政府通过重构羊草官甸体系,对已垦熟地按则征租,对未垦荒地仍征差徭,将地利收归己有。     

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运销

本文通过对清代前期棉花、棉布在全国各地运销情况的历史考察,说明在清代前期,全国绝大部分州县的棉花、棉布是自给不足,或者是自给有余的,人们都要依靠棉花或者棉布市场。正是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才形成了棉花、棉布在省际间、县际间、城乡间、乡村间的流通。这也是棉花、棉布流通的最基本条件。     

明代均徭法若干问题再讨论

<正>役法系统是明代赋役财政体系中复杂而独特的部分,同时也是一条鞭法改革的主要对象。均徭法是明中叶出现的一种针对杂役的编佥方法,是一条鞭法形成前徭役编佥的重要改革举措。《明英宗实录》记载,均徭法最早由江西按察司佥事夏时在正统年间创立,浙江、四川等布政使司旋即踵行,其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

由于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土地产权变更 ,清代里社的组织和功能均较明代发生很大变化 ,且雍乾以后渐趋废弛。与此同时 ,由地方和自然村两级组成的乡地组织形成 ,它与里社之间存在着历时态沿革和共时态并存的复杂关系 ,主要职能是催纳田赋、分派差徭及应付其它官差。从长时段角度看 ,里社的衰落和乡地的产生反映了秦汉以后国家日益强固、社会日益散弱的社会结构变化趋势 ,为近代化地方行政体制的建立留下了消极与积极的双重历史遗产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康乾时期东莞县“盐入粮丁”与州县盐政的运作

州县在清代盐政和保障盐税征收中至为重要,负有地方通商疏引的职责,朝廷对州县官也有严格的盐法考成。但由于清代制度设计中地方州县没有独立地位,因此在盐政的日常运作中常常处于被动。康乾时期广东东莞县"盐入粮丁"(将盐课派入田亩)的事件,就是在上级政策与州县实际之间的矛盾激发下进行制度调整的结果,是一个从不符合朝廷盐法,到在州县的日常运作中逐渐得到默许的政策。这一过程表明,州县官在盐法考成的压力下,时常借助时势变化和对制度的因应利用,通过寻求州县与上层制度之间的博弈点和利益契机,达到适时调整地方盐法的目的,从而保障有清一代盐政的有效运作和盐税的正常完纳。     

明清图差追征制度的演变及地方实践

图差是明代中后期州县设置的与比限制度紧密结合的追征差役,主要职能是保证按时按限押催乡里赋税征收责任人以及欠户应比。粮里制度下,图差押催的对象通常为里长以及欠户。作为州县赋税催征的中间人,图差在押催的过程中,出现敲诈勒索里长以及乡里纳户,甚至包当里长揽纳税粮、侵蚀正供等弊病。清初,官府开始利用滚单构建落甲自运体系,试图以之取代图差催征。该制设想将一切催征、缴纳都在滚单的传递过程中由纳粮户亲自完成,然而实践的结果却出现了滚单不能尽行、图差不能尽革的局面,民间文书中出现有图差与滚单并行的情况。这说明图差已然成为州县催征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州县与乡村联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