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朝耗羡归公政策在福建的践行探略

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推行的耗羡归公政策是清代一项重要的财政改革措施,它开始在福建践行的时间较晚,施行过程也相对复杂,但其成效显著,使得福建各项财税安排较以往更为合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整策略,以确保耗羡归公政策落于实处。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瑄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瑄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瑄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蠧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蠧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蠧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清代耗羡归公起始考

耗羡归公是清代财政经济史乃至清史的一件大事。论者多谓其始于山西,对旧有之雍正二年及五年等说法,学者已有辩正,指明山西于雍正元年已行耗羡归公。山西究竟于雍正元年何时实施耗羡归公,因当时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原折未见于已公布之汉文奏折而众说不一。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奏折中提到：“谨奏为奏明雍正元年耗羡银两事,伏查晋省州县征收钱粮火耗,每正项一两竟加三四钱。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抚臣诺岷到任后,仰体皇上轸念民瘼至意,酌议裁减,只以加二为率,通省耗银约计五十万两。经抚臣奏明,除应给各官养廉并通省公费等项需银三十万两…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田赋蠲免

清康乾年间,漕粮与耗羡蠲免以及蠲免政策、制度更趋完善。当时虽有"漕粮例不蠲缓"之说,但漕粮的蠲免有因灾蠲免、逋欠蠲免、缓征、普免等几种类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例。"耗羡归公"以后,耗羡的蠲免也被提上日程。至于蠲免佃户之租,康熙年间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灾蠲"而言,乾隆即位以后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恩蠲"而言,因蠲免事例不同,导致了蠲免佃户之租的差异。同时,在康乾时期,蠲免分数的变动、勘灾的规定及违例处分、报灾期限的规定及违例处分、蠲免钱粮与由单刊发的结合等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近代华北的摊派（1840—1937）

近代华北的摊派（１８４０—１９３７）郑起东摊派自古有之,但其形成制度,则在清雍正以后。摊丁入亩时,把作为摇役的丁银摊入了田赋,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又定耗羡归公之例,耗羡成为正供,地方官不敢擅自动用,地方兴工有事,则或向士绅劝捐,或向百姓摊派,于是...     

耗羡归公政策究竟是如何出台的

雍正帝即位后 ,颁布了严禁督抚收受节礼、禁止部费、禁止捐扣俸工等上谕 ,这实际上否定了存在于康熙中后期的以火耗为主的陋规分配体制。另一方面 ,严峻的亏空又亟待解决。雍正君臣通过奏折来往 ,经过一年多的探讨 ,既弥补无着亏空 ,又提供地方公费与官员养廉的耗羡归公政策最终出台。     

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

清初承袭明后期的“一条鞭法” ,对地方财政实行分级分类定额包干体制 ,同时大幅度删减地方财政预算 ,使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趋于萎缩。清中叶推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原是为了弥补各级政府办公经费之不足 ,但由于此后盛行“就廉摊捐” ,使之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 ,由于清后期对地方存留经费实行全省统一结算制度 ,使基层政府失去了财政自主权。晚清地方财政主要依赖于捐纳与厘金 ,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某些职能 ,但同时也促进了绅商一体化 ,推动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田赋正项始终是清代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田赋盈余则构成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它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该书讨论的田赋,既包括地丁银为主体的地丁钱粮,也包括漕粮,属于广义的概念。该书考察的时段是“后耗羡归公”时代,即雍乾之际至清末,大致在1730—1911年。     

从火耗到“耗羡归公”

火耗,必然是伴随着白银的使用而产生的,明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已经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到清朝后,清朝统治者看到了万历三大征对国家的危害,在顺治元年即下令"官吏征收钱粮私加火耗者,以赃论"。"禁天下毋得正赋外再加火耗"。耗羡归公,是对明朝和清朝前期随意加征火耗银进行的一种以制度进行规范的修正,它使火耗银的征收有了一定的标准,杜绝了地方官员的随意征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对雍正帝改革的评论的再评论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1722—1735年),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改革。他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千百年来人们直接交纳的人头税改从土地税中征收,使贫穷人民不再有人口税的义务;他制定“耗羡归公”政策,把明朝以来的官吏私征火耗,制约在一定程度以内,以减轻税民负担,他推行“改土归流”方针,克服西南地区元明以来土司制带来的政令不一的弊病;他实施开豁贱民的政策,使沉沦数百年的贱民不再遭受不应有的歧视     

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

清代直省官员没有专项办公费用,导致陋规盛行,雍正朝已通过耗羡归公及定额发放养廉银试图补救。但咸同后官场应酬及公务需索无度,陋规津贴名目繁多,吏治腐败与财政混乱相伴而行。光宣之交,在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促动下,统一公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公费"概念认识的模糊,直接造成制度立意的偏差,为官吏化公为私提供了可乘之机。虽迄清亡直省公费标准仍决而滞行,但其所开启的行政经费用途公私不分的恶例,以及官制改革、财政与吏治相互制约影响的教训非常深刻。     

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咸丰七年,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将漕粮一律改折征收,以漕折银解部。这改变了漕粮征收本色之定制,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收支结构。咸同年间,各省纷纷效仿湖北,重订钱漕章程,此为"第二次耗羡归公"。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甲午战后,漕折银转用于外债、赔款之急需。19世纪后半期的漕运制度之剧变,反映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

《满文大藏经》是乾隆中晚年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由于其长期深藏内宫寺院,鲜为人知,在学术界基本上还是一块处女地。本文首次对其中尊神名号给予确认,对其绘画内容及艺术风格加以研究论述。     

御笔《林下戏题卷》与乾隆晚年的“林下人”心境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上皇,退位后却“训政”如初。本文从乾隆御笔《林下戏题卷》入手,藉乾隆不同时期所作的6首《林下》诗,探索乾隆晚年在归政过程中内心世界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同时对乾隆书法及其装帧的特殊性做了初步归纳分析,揭示出其晚年书风的一般面貌。     

清代广东体制再研究

起始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广东体制是清朝在广州地区的一项针对外国人的体制,海内外学界一般视其为一项闭关的限制贸易体制,但笔者通过对广东体制的再研究,认为广东体制应是一项旨在有效管理外国人的对外政策,其目的在于整肃边境口岸广州的秩序、进而维护中国东南沿海的秩序,而它产生于乾隆二十二年前后的国内背景是清朝正发动着旨在解决西北边患问题的准噶尔战事,由此表明以藩封体制为依据而设定的对外政策往往与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国内政策存在着互动性。     

乾隆的鸦片

和珅,这个大清国乾隆王朝最大的贪官,所保持的两项世界性纪录至今无人能破：一是权势之大的纪录无人能破,直至和珅获罪,乾隆对其重要的封官就达47次,最后官至大清国首席军机大臣,其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可谓空前绝后。     

乾隆朝玉器简论（上）

“盛世藏玉,乱世存金”,盛世人们对玉的尊崇、欣赏、渴求,使玉器在清乾隆时期长足发展,乾隆玉成为中国古代玉器发展进程中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