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瑶田与金石考古

程瑶田(1725—1814年),字易畴、又字易田、伯易,号葺荷、让堂。安徽歙县人。与戴震、金榜同学于江永。曾九应乡试,至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五岁时,方才中举,选嘉定教谕。寻告归故里,专心著述。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著述长于旁搜曲证,不为经传注疏束缚,曾谓“读书不当师圣贤”。著有《论学小记》、《宗     

刘祚昌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

刘祚昌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郭尚鑫在国内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中,刘祚昌教授在学术和治学精神方面,可谓独树一帜。　　　　　　　一刘祚昌教授１９２１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一个耕读世家。父亲刘国廉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造诣较深,长期在辽、沈一带教书。受家庭环境的...     

焦菊隐的治学精神

焦菊隐的治学精神于是之焦菊隐的祖辈曾是清王朝的显贵,原籍浙江绍兴。由于冒犯了慈禧太后,被罢黜判罪。后来就蜇居天津。到了焦先生的父辈,家境就贫困下来了。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印度兵骚扰天津,焦家被洗劫一空。父辈收入微薄。偏在此时公元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１日...     

徐悲鸿的治学精神

悲鸿老师精勤不懈的治学精神,是我们的师表。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他无论在病痛苦厄或精神受挫的逆境中,总是精神振奋,专心一致地作画,手不离笔,彻夜不辍,要是劝他歇息,他总说:“思想集中在工作上,正是减少痛苦的好办法。”他又说,“最好的休息,就是挑选自己喜爱的工作,我的画画,就是休息。”老师早在欧洲学画期间,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当在发病时,更加努力作画。他在一幅旧作素描上曾记有“人览吾画马,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能支也”的话。其坚韧不拔、精勤不懈的治学精神,是后学者的典范。他说:“学然后知不足,一个人没有坚韧不拔…     

容庚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特点

容庚先生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省东莞城人。生于1894年9月5日,卒于1983年3月6日,终年九十岁。先生少年即醉心于金石之学,壮而弥笃,由文字而及器物,进而及于史迹。毕生著书二十余种,论文及其它述作近百篇,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和收藏家。 容庚先生出身于晚清书宦世家,其高祖、曾祖分别是道光年间的贡生、举人、祖父鹤龄系同治恩科进士,外祖父邓蓉镜官至翰林,父亲为光绪丁西科拔贡,世代皆习举子之业。但先人早逝,直接给他以亲炙的是四舅邓尔雅和从叔容祖椿。邓尔雅是广东有名的书法篆刻家;容祖椿工于绘画。先生从小就受到长辈学术与艺术的熏陶,这对他一生的治学影响极大。1913年,当他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对金石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开始研习吴大徵的《说文古籀补》和桂馥的《缪篆分韵》时,即萌发补辑之意。1917年中学毕业,不复升学,与弟妹策划共同采集篆籀之见存者为《商周秦汉文字》一书,后因种种原因而未果。1922年,先生与三弟容肇祖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挟     

倪模及其治学精神

倪模及其治学精神汪昌桥一、生平及主要成就倪模（１７５０－１８２５年）,字迂存,号韭瓶,又号预抡,安徽望江人,为乾、嘉时期著名钱币学家和图书校勘家。世居大雷岸（今望江县雷池乡）,以耕读为业。自幼酷爱读书,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入县学,四十四年（１７...     

向达先生的治学道路及其学术成就

1900年,二十世纪刚刚揭开了序幕,向达先生出生于湖南省溆浦县土家族一个小官吏家庭里。他一生饱经忧患,遭际非常,艰难地度完了六十六个春秋,最后被摧折于十年浩劫之中。先生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的学者,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他一生所走的道路是崎岖而曲折的。他的勤奋,他的博学,他的甘苦,他的高尚品德乃至他的悲惨结局,常常引起人们的怀念和崇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探讨他一生的治学道路及其学术成就是不无意义的。     

顾颉至死不辍之治学精神

“玄妙观中三年少,老寓京华东城道。”这是叶圣陶先生在题我的《桐桥倚棹录题词》抄本的一首七古中开头的两句。这“三年少”,说的是他自己以及顾颉刚先生与家父王伯祥先生。他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之末,又同在苏州草桥中学(今苏州市一中)读书,志同道合,终于成了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而老年又欣逢盛世,都搬到了北京工作,并都住在东城。 顾颉刚先生由于勤奋努力,只向真理低头,勇于不断补正一己之不足与舛误,终于成为现当代最有成就     

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汉学的悲剧——西方汉学的回思与检讨

耶鲁大学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教授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1694年的法国巴黎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件,一个中国的公主被海盗掳掠到了这兄。据说这是法国人第一次见到中国女人。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女人说她是中国公主,是康熙皇帝的女儿儿,她被皇帝嫁给日本的皇子。但不幸在海上被荷兰海盗掳去,伴陪她的母亲死在了海上,她则被荷兰海盗带到了欧洲。这艘船后又被与之交战的法国船俘获。这样,这位中国公主就被带到了巴黎,这一切,都是这位公主用嗑嗑绊绊的法语叙述的。     

王亚南坚持以恒的治学精神

著名理论家、翻译家,《资本论》译者之一,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同志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笔者亲受他的教诲多年,他的治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亚南同志的座右铭是:“坚持以恒定有成效。”他勉励青年人说,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以恒,读书、做学问也一样;比如订报刊杂志,一直订下去不间断,也一定会     

先生的治学精神从何处来?

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阎宗临与法国汉学

在阎宗临颇为广泛的治学范围中,尤以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这主要得益于其与法国汉学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阎宗临早岁在法语学术界的受教育经历,为其接受法国汉学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环境。他的相关著述不但触及了法国汉学的主流,而且其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亦或研究主题和思路,都与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界存在着紧密联系。其开拓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观点和方法,也在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汉学界得到了回响。阎宗临在充分把握法国汉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跨文化的角度开辟新说的做法,凸显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做出独特贡献的一种可能性路径。     

章太炎与明治汉学

章太炎1899年首次旅日,与众多汉学家交游酬唱,体验到明治时期存留的汉字圈雅文化之余温。《訄书》重订本吸纳其1902年第二次旅日成果,在采纳社会进化学说的整体框架下,参考了白河次郎、远藤隆吉、桑木严翼、户水宽人以比较文明史为特征的汉学论著。1911年的《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则以《汉学》为标靶,对被建构进帝国秩序的学院化汉学进行文史哲全方位的把握和批评。章太炎对明治汉学有一个从美好的"雅乐"到嫌恶之"郑声"的体验变迁。这一历程,体现了他贯穿性的思想和美学逻辑。如因反对整合进国体论的儒学借孔子反革命,而对根本通明、服部宇之吉进行持续批判;因对小学形、音、义各个角度的研究定立高标准,而对林泰辅、森槐南等评判严苛。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又令美好记忆逐步褪色,负面印象愈加增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因古史辨运动,转成为10余年后他对明治汉学的重要记忆。超越传统的夷夏之辨,中日汉学竞争的实质体现在,通过掌握并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西学认知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全新框架和方法,转益增进,从而主导中华文明的诠释权。     

白寿彝先生治学的使命意识和坚韧精神

<正>白寿彝先生精勤治学数十年,他洽览深思,开拓创新,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民族史、中国交通史等诸多领域相继撰成数量众多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白先生跟单纯作"书斋式"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他器识宏远,视野开阔,深谙学术与时代、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因而怀抱着强烈的责任感,把学术与反映时代的脉搏、推动时代前进紧密结合起来,凡所著述,既有扎实的学术根柢,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充满着开拓精神和创造活力。因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涌现的一个著名学术机构。与同时期其他国学机构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既有援引西学,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结合西方知识工具,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学术社群的治学精神,皆有其鲜明的特性。     

论土族高僧三世章嘉之治学精神

提起土族历史文化名人,首先便是互助佑宁寺(亦称郭隆寺)的几位藏传佛教高僧大德,这是因为他们辉煌的文化业绩已超越土乡山水的自然界定而传播到内地、雪域藏区和蒙古地区,其所遗留下的文化与精神财富,不仅丰富了土族文化宝库,无时不在教化着土族人民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忠厚善良的民族精神,而且大大地丰富了藏传佛教文化宝库.     

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以戴震、阮元为中心

乾嘉汉学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但汉学家对这一宗旨的理解并不一致 ,学术实践的途径亦有差异。考察其代表人物戴震、阮元各自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 ,比较二者的同异之处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汉学治学宗旨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的起源

十八世纪末,美国在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正式独立之後,为了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的问题,开始了积极的对外扩张。美国早期和中国的关系,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层开的,而主要的切入点,则是服从於美国发展经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