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可说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我们发现评论界在谈到女性文学时,就会与“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这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相关联,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身体写作”确是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一大特色,有的作家成为“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而走红。现在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是否就囿于“身体欲望”写作中,在“身体写作”之外还有着怎样新的话题？本文将从王安忆、铁凝、张洁和迟子建等几位作家及作品入手,尝试着对女性与我们民族历史、女性与传统伦理、女性与社会底层等“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进行思考和阐释,洞见在“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寻求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超越。     

厚道厚重的雷达

正雷达先生曾对我说,就他自己的散文写作而言,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作家。我十分理解先生对于西部文学的心绪,作为当代文坛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站在全国文学的制高点评价和推介西部作家,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同时,他又倾心散文写作,许多书写西部乡土的原乡散文已成为当代散文经典。我和丁帆老师主编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中     

声音

最近孩童扎堆出书颇为热闹。对此,资深出版人李德明表示,“低龄化写作”和“低龄化出书”是两回事。李德明认为,小孩子喜爱写作很正常,罕见的倒是“低龄化山书”。“我们当时把文学看得很神圣,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和那些大作家的作晶还差得远,哪好意思想到出书？现在不旧了,儿岁孩子就敢出书,动辄被冠以少年天才作家之名加以宣传,总让人觉得少了点敬畏之心。”李德明说。     

朱文 我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严重脱节

朱文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1994年辞去公职,现为自由作家。著有诗集《我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我有美元》、《因为孤独》、《弟弟的演奏》,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1998年,发起并主持了名为“断裂”的活动,向全国73位青年作家发出问卷调查,这是当代青年作家对现存文学秩序的一次集体反思。1990年代中期“触电”,写过电影剧本《巫山云雨》、《过年回家》、《火车,火车》、《海南,海南》等。自编自导的电影《海鲜》,在2001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评审团大奖”。     

且谈“孙重贵现象”

近几年来,我曾参加过香港诗人孙重贵回筑召开的三次作品讨论会。第一次是他的诗集《香魂》,第二次是诗集《香港约会》,第三次是散文诗集《东方之珠》。 至今,重贵已出版了个人专著24部,在内地,即使是专业作家也极少有人创造出这样令人钦羡的成就。重贵在香港,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在商海拼搏,写作只是“业余”活动,如果心中没有恒久的激情,没有执着的对文学的热爱,是无法做到二十年如一日的。     

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

一本文所谓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被视为一个或多个人的“个人”创作,该“个人”对该文本具有自始至终的“著作权”时,该作品就被称作“作家文学”,哪怕该作家只是“佚名”或“无名氏”;     

说与不说,走进路翎晚期创作的困境深处

正“文革”结束以后,社会各个领域的变迁也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在这个阶段,文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先后成为文坛主流。在80年代的作家队伍里,年轻的一代纷纷登上文学舞台,老一代的作家虽然还有人在从事创作,但作家队伍的分化很大。并且在80年代文学界通过非政治的因素对作家队伍进行重组。许多作家的创作已经很难再引起文坛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     

略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可说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我们发现评论界在谈到女性文学时,就会与"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这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相关联,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身体写作"确是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一大特色,有的作家成为"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而走红。现在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是否就囿于"身体欲望"写作中,在"身体写作"之外还有着怎样新的话题?本文将从王安忆、铁凝、张洁和迟子建等几位作家及作品入手,尝试着对女性与我们民族历史、女性与传统伦理、女性与社会底层等"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进行思考和阐释,洞见在"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寻求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超越。     

最难的是找到自己的经验

3月16日,译林出版社发起的“相遇·格非：文学的黄金时代——《相遇》、《博尔赫斯的面孔》新书沙龙”在北京字里行间书店德胜门店举行。作家格非、冯唐和阿乙就“经验与写作”等话题进行对谈。主持人是《新京报》编辑吴永熹。     

沉思默想的我们

1998年夏天,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章明专程来邕,买走了我的小说《卧底》的影视版权。他的到来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和习惯,我由此用上了电脑,尽管在广西首期签约的八位作家里,我是最后使用电脑写作的作家。我仍然兴奋地把消息告诉我的校友和朋友东西,彼时他正在北京写作根据他的获奖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的电影剧本。他听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以后会比现在更好。”我当然理解他指的是我们广西这一拨青年作家的     

感谢西藏

几天前，一个在西藏生活多年的中国作家对我说：“一旦你踏上西藏的土地，你的生活就会发生某种变化。”他把我当作一个例子：“１９９４年你去西藏旅游，现在你在做西藏文学的博士论文，说不定那将是一生工作的地方。”那时，我还不太在意，只是隐隐觉得他言之有理。国内...     

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

从1944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经69年了。我是专业作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时候我把它当神明供奉,有时它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抽打。有时候我怀疑它,有时候我又责备自己……不管怎么样,它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时也没有离开。（一）把《讲话》当作圭臬1944年,我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是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很有趣,照实记录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一年后,还没有在敌后解放区出版,我看了一个朋友的手抄本。看了“讲话”之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写作还有这么多学问。讲得太对了,太好了。特别是作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数十年中,“讲话”一直是我创作的圭臬。土地改革时,我下乡当工作队员,抗美援朝中,我过了鸭绿江到前线体验生活。我还认为：到生活中去不能当“客人”,必须当“主人”,当“战士”。     

80后作家写作中的“溢恶”现象

从当前文学中的审丑溢恶现象,尤其是80年代先锋小说溢恶现象的集中爆发出发,接着探讨文学溢恶现象在当今80后作家写作中的体现。就郭敬明和张悦然两位80后作家为代表,探讨80后作家作品中的溢恶现象。简要分析在80后写作中溢恶现象出现的原因。最后强调文学溢恶与审美的关系。     

“江郎”为何“才尽”

南北朝时,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梁时代负有盛名的作家江淹离开宣城太守的职务后,回家途中,夜宿冶亭,梦见一个美男子自称郭璞,对江淹说：“我有一枝五色笔,在你这儿很多年了,现在可以还给我了。”江淹就从怀里拿出五色笔还给了他。     

复杂坎坷文学路--皖籍作家李良杰素描(上)

李良杰先生是我平生所结识的第一位作家,也是令我钦佩和敬重的作家之一. 细细想来,自己之所以喜爱文学和写作,与李良杰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情深意长的关爱,也是不无关系的.李良杰先生与我的父亲、母亲都曾是一个部队的战友,父亲年长于他,因此,我是称李良杰先生为李叔叔的.     

回忆五十年前访问著名女作家茹志鹃

正1962年7月,天气十分炎热。我从南京乘火车途经上海停留,去"上海文化会堂"看望我在崇明中学读书时的历史老师、时任《萌芽》文学杂志社诗歌编辑的汤茂林。我因当过《苏北日报》、《新华日报》记者多年,和汤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已有十年未见面了。十年后相见,她依然亲切如故,热情地接待了我。那天,我们叙了师生情谊,谈了许多别后情况,还因在文学写作方面的共同爱好,谈到上海文坛一些作家、诗人的近况。     

胡耀邦与刘绍棠的忘年交

刘绍棠从小就潜心于写作,1952年他刚刚16岁时,文学创作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好势头,被称为“神童作家”。也就是这一年,他奉命调团中央工作,并引起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注意。 有一天,胡耀邦叫秘书请来正在楼下办公的刘绍棠。胡耀邦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37岁了,从前也曾想过当作家,可是我这个人坐不住,喜欢动,所以注定是不会成‘家’的。”刘绍棠从谈话中明显感到胡耀邦对文学充满着喜爱,这使他有一种寻到了知音的感觉。 1957年春天,刘绍棠因为在北京的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表了过激的谈话,所以在次年被     

弱者文化的传播途征:生命幻视与精神自疗——伤痕文学的征兆阅读

伤痕文学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作为“弱者”文化的传播途征,作家用的是“宏大叙事”方式,其目的就是使“政治权力”统一化和合法化。“伤痕文学”之所以影响大,作家之所以成为“救世主”,是因为当时的读者普遍患有“饥饿综合症”和“权威性格”,急需精神自疗,这种生命幻视彰显了伤痕文学的时代局限。     

当代贵州文学领军人

不朽的业绩我称蹇老生前是贵州文坛的“文学领军者”,这是由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人格精神的魅力所决定的。蹇老德高望重,心存厚道,从无嫉妒他人之心,专以扶持、奖掖文学新人为职志,得到贵州作家普遍的拥戴。但蹇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曾经产生过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就不甚了然了。有人甚至说：“蹇先艾么,不就因为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对他的小说称赞过几句？没什么了不得的呀！”可是,鲁迅在这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评价者,还只是蹇先艾１９２６年以前的创作,那时候,他才不过是一位二…     

平静中书写农民的历史——论雪漠和他的《大漠祭》

当越来越多的作家沉醉于灯红酒绿的都市情调和尔虞我诈的商场之争,或迷恋于风花雪月的男女私情,或热衷于描写宫廷秘闻,或渲染江湖义气时,也有一些甘于寂寞的作家,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体验、感受农民生活的甘苦,关注农民生存的境遇,为他们泣,为他们歌。这些作家以现实的眼光揭示农民的生存境况,叩问生存的意义,守护精神家园,抵御物欲、暴力和本能泛滥的文化倾向,体现出社会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甘肃作家雪漠应该是这一作家群体中的一员。雪漠在《大漠祭》序中说：“我从来不把自己划到时下的‘作家’行列。时下不少‘作家’的作品,多是些无病呻吟的玩意儿,或卖弄一些技巧,或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而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却少触及。”这便清楚地表明了雪漠的文学观和历史观。真正的历史画卷是生活,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是一滴生活之水,汇成了历史潮流。作家应该描绘的,就是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实的生活。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记录一个时期的老百姓如何生活着。雪漠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生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雪漠曾说：“我的写作从关注历史开始。如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