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调停”与宋哲宗绍述前夜

本文从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的“调停”事件入手,探讨哲宗朝政治从“更化”向绍述转变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首先辨析史料,分析元佑後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串执的政治态度与相应的部署。其次,剖析在朝中高层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动向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认为元佑後期的政治部署与主流政治文化之间有明显的冲突,这是绍述前夜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推动了绍述的迅速展开。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钟祥元佑宫

钟祥元佑宫丁家元元佑官,座落在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因为明世宗嘉靖皇帝出生在钟祥,所以,今钟祥境内,地上地下留下了许多同时期的文物古迹,仅就地面上的古代建筑而言,就保存着三处较大规模的建筑群体,即兴王宫、显陵、元佑宫,并且它们都是与明世宗嘉靖皇帝密切相...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在宋代历史上,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     

经筵概念及其制度源流商兑——帝学视野中的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

经筵是宋代为帝王专设的御前经史讲席,其名称的出现与制度的完备皆在北宋仁宗朝。目前学界往往以"广义经筵"泛指汉唐以来的讲经侍读活动,以"狭义经筵"专指宋代经筵。这种两分法既有对南宋人用经筵之名泛指汉唐讲经侍读的合理性及其适用边界认识的不足,在概念词源、划分标准、内容实质等方面也存在扞格。应放弃"广义经筵"概念的用法,恢复自北宋起就已存在的"帝学"概念,将汉、唐、宋的讲经侍读活动统称为"帝学"。从汉唐帝学到宋代帝学的根本变化,在于客观上严密的制度设定与主观上权力授受关系的不同,这两点变化集中体现于宋代帝学的核心经筵之中。宋代政治文化中,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经筵这一学术与政治互动的特殊制度形态得到加强和提升。     

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崇尚文治,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士大夫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塑造了崇高的士大夫精神。“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是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携手打造的跨年大展,展示来自38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约300件宋代文物精品,突出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浙江宋代士大夫墓葬出土文物,展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览分上下篇,上篇以“文治天下”讲述宋代士大夫的治世行道,下篇以“士林风雅”展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生活。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史学视角下“narrative”与“叙事”概念比较刍议

“narrative”和“叙事”,是两个从自身文化传统中生成,当前常被互译的词汇。在中西史学传统中,它们皆构成历史的一种重要言说模式。narrative通常呈现为一个沿时间线展开、具有细节性过程、仿佛在自我讲述的故事;叙事则主要指史书的属辞比事,依照“叙”的本义,它更强调通过排列次序来辨明事物的条理。从发展体系看,narrative暗示着史学作品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孪生关系”;而在中国古代,与“实录”互为表里的历史叙事在推动叙事文类的早期发展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narrative和叙事折射出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亦体现着历史学超越特定文化的共性。史家通过有序地展现人事过程来理解过去,并再现一个富有意义和秩序的历史世界。     

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民国学人对于宋代研究渐趋推重,可是推崇最甚的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却很少专论宋代,而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由此可见,要把握宋史、宋学、宋代史学、宋代思想学术的区别与联系,不宜用分科治学的眼光尤其是区分经史以及史料与史观的观念研究宋代历史及其思想学术文化;应该讲宋学,做汉学,一方面,治宋史必须通宋学,如治国史必须通知本国文化精意,另一方面,将包括义理等在内的一切虚玄思想还原为历史,既有道理,又可目验;应将两宋学术文化作为标高,纵横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有系统而不比附,不以赵宋为断代,方有望达到新宋学的高度,开创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气象。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再看三国：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展览叙事建构——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大三国志展”为例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萌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观照历史与文化、文本与现实为基本立场[1],引入“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文本体系,为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叙事建构提供了新的视野。2021年3月30日至10月7日,“大三国志展”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办,展览运用复合叙事策略,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多维度切入,通过“英雄的时代”“永远的三国”两大板块,全面展示三国历史与三国文化源流。从“记忆重启”“叙事接受”“情感认同”“审美建构”“创想激发”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大三国志展”在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展览叙事建构。     

“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会议综述

2006年8月21日至23日,“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160多位学者。会议共收到论文120多篇。学者们围绕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课题涉及到辽、西夏、金、蒙元等历史问题。兹就会议交流的成果择要作一介绍。一、政治。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程民生论述北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何忠礼则论证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王曾瑜探讨宋代的卖官现象,认为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的温床…     

宋代古器图录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图录”是以绘录图像为要而形成的记事方式,它有着十分久远的文化历史,作为人类的文化积累,以载籍的形式传递下来,属于“文化学”的范畴。作为古代一种与文字文献共存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同样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北宋建立之后是形成这一学术和文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它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本文将重点考察北宋以来形成这一学术文化的社会背景。     

“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0月13—15日,由天津市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的代表8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主要围绕科举制和科举学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并提交了60余篇论文,现概述如下。     

北宋东京宫城“禁中”考论

北宋东京宫城西北部的“禁中”,是君主私人空间。此禁中自宋初以来不断调整、发展,其在绍圣四年（1 097）的门户,东为迎阳门、会通门,南为垂拱殿后门、需云殿后门、龙图天章宝文阁后门与皇仪殿门,另有延春阁门为禁中的西北部出口,其范围小于以往学界所认为的“内朝”或“禁中”。内朝诸殿阁与龙图、天章、宝文等阁,实际上处于北宋的禁中之外。学界对北宋“禁中”概念的模糊认知,既受到当时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受到北宋晚期特定语境下的“禁中”与制度化的“真禁中”混淆影响,更受到南宋人对北宋制度错误认识的影响。与唐代相比,北宋禁中是较单纯的君主生活区,政治功能减弱,最显著的特点即内朝被排除在外,这是北宋皇权强化与士大夫政治的双重体现。     

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

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刘复生由于战争的需要,“马政”之于宋代,始终是“国之大事”。马有牧养、买马之分,宋代战马以购买为主。买马地区北宋集中在四川、陕西一带,分别称为川马、秦马。南宋时更由广西路买马,与川、秦鼎足而立。故南宋时人言：“国家买马,南边于...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试论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宋人对“蜀乱”的认识与辨析

"蜀人好乱"之说起源于南朝,在宋代尤其是北宋仍是社会各界的主流认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巴蜀社会稳定、地位不断提升,以蜀人为主的一部分士大夫从乱蜀者、蜀中及全国形势、治蜀政策等多个方面,极力批判蜀人好乱之说,为蜀人辩诬。明清以来,蜀人好乱之说更为流行,宋人的辨析无疑在巴蜀史上成为独特的现象,其深厚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内涵值得人们反思。     

徽学何以成“学”

<正>徽州旧称新安、歙州,位于今安徽省南部,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自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得名徽州后,近千年长期辖歙、黟、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六县,形成了“一府六县”的区划格局和特色鲜明的徽州文化。徽学即是以徽州历史地理、徽州传统社会、徽州历史文化及其传承创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中国的区域文化研究,     

近十五年来日本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

日本历史学家对于宋代士大夫的研究,曾长期把他们看作是一种主要担负着政治使命的角色。远藤隆俊(EndouTakatoshi)发表于1994年的评论《中国近世宗族论的展开:士大夫研究的一个着眼点》(《集刊东洋学》,东北大学,1994年),虽然主要是围绕宗族问题来展开的,却对于到那时为止的日本学术界研究宋代士大夫的情况作出了很好的概括。在他看来,宋以及宋以后,承担起中国近世社会政治使命的人,主要就是士大夫。因此通过解读士大夫,我们就可以透视中国的政治结构。所谓士大夫,就其涵盖范围而言可以指两个人群。狭义的士大夫指这样一种人们群体,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