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俗研究的说三道四———个“非典型”的学术评说

在举国上下遭遇“非典”围困的特殊时刻,使我们在本来是高等学校的大忙季节里竟有了读书和休眠的闲暇,颇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满足感。但《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上许多同志加兄弟的大作,却将我从昏睡中惊醒,催发了我摇唇鼓舌的冲动。由于以下所言均为读后随感,讨论的虽都是学术问题,但并未按照严格的学术评沦的规范展开,因此只能算是一篇“非典型的”学术评说,如若不妥,还望各位考虑到此刻仍处在“非典”时期,休怪则个！     

《沧桑十年》前言

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做“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     

萨满教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西方文化支配东方"异文化"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手段。萨满教作为一种"异文化",20世纪以来,经历了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并因其越来越在现代知识网格和制度体制中占据位置,而被纳入到中国现代性展开的特定历史进程之中。20世纪初中国引介的西方话语与本土具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塑造,而成为社会文化再生产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我们欲以"异文化"萨满教为基点,勘查文化霸权在东方具体的运作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东方主体的角度回应了萨义德解释的东方学实质。     

口号数字化 数码别太大

如今什么都讲究“数字化”——恕我用这样的时髦字眼,来评说严肃的政治口号。 某日与朋辈聊天,扯起历年政治口号,真个蔚为大观。其中有不少是数字口号,从革命年代的“三八作风”,历数到近年的这条那条。正当不胜枚举之际,我忽然发问：“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立时全场哑然,最终竞没有一位答得全的。     

文化类志书编纂刍议

从各地的新编地方志来看,文化类志书内容记述的主体基本上都是工作,然而旧志记述的主体则是各地的基本情况,工作内容基本上不涉及,从而形成新旧两种志书的巨大差异。正因为新志记述的主体是工作,所以就产生了立场、观点、平衡等各种问题,而旧志这些问题的涉及要少得多。正因为旧志记述的是文化的具体产品与文化活动,所以读起来津津有味,充满情趣,而新志则令人乏味,缺乏可读性。到底采取哪种方式好,不能简单而论,新志记述工作是当代人对地方志的一种理解,地方志由地情介绍转为工作记录是地方志内容的重大变化,也是时代发展的一种趋势,所以记述工作本身并无不可,但只注重工作而忽视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的记录甚至完全舍弃不记则是不可取的,应该说两者兼顾较好。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大学生宿舍流行文化的时代映像

文化总与时代同行,即使是微观的文化景观,其中也有时代的映像。本文以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里中国大学生宿舍流行文化的变迁为窗口,来透视时代的发展脉搏。从8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读书型宿舍＂,到9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沙龙型宿舍＂,再到新世纪初中国大学生的＂媒介型宿舍＂,几代中国大学生宿舍流行文化的变迁,既折射出工业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也折射出扩张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     

五四至抗战前的广东新文学运动

“五四”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翼．广东新文学运动,从弱小到长大成形,从萌芽、发展到渐趋成熟,开始走出了自身的发展之路,也不断积聚起自身的文化蕴涵。这一发展路径与广东思想文化的嬗变、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乃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是同步的。因此．勾画这一演变过程,理性审视广东在新文学运动中所做出的努力,对于我们全面考察广东思想文化与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轨迹,是十分有益的。     

磁山文化再观察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河北武安县的磁山、西万年等地相继发现了以平底盂、靴形支脚为炊具的文化遗存,由此确立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磁山文化,并引发了七八十年代有关磁山文化的讨论热潮。但当时的讨论多集中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关系问题,现多趋向于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是有关磁山文化的来源、发展趋向等一系列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因此还有研究的必要。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浅要分析。     

“三创一办”建贵阳 在参加贵阳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联组讨论时的讲话

<正>今天是我到贵阳市工作以来第三次参加市政协会议的联组讨论,也是最开心的一次。听了24位委员的发言,感到都很有价值,特别是围绕"三创一办"工作,提出了许多"金点子"、"银主意",有很高的"含金量"、"含银量",表现出很高的参政议政水平和社会责任感,我很受启发。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父母的身教与言传

我自出生到二十六岁离家赴美读书,几乎全部时间与妈妈住在一起。在抗战期间有六年时光,爸爸一人在后方重庆,妈妈和我们姐兄妹三人在北平。除去这六年,我在二十六岁以前,只有二十年与爸爸同住。所以如果以年代算,我受妈妈影响的时间较长。从另一个角度看。[编者按]     

东亚共同体笔谈——“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问题已经成了东亚各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热烈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东亚各国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也参加进来,以不同方式鼓动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固然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亚地区前景的担忧,是许多人鼓吹“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经过千百年的演进,东亚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像现在欧洲国家一样,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还是要重蹈欧洲国家的旧日覆辙,在融成共同体之前也来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无疑,对东亚历史的再认识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目前东亚国家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徘徊在历史中。东亚国家间关系中时隐时现的矛盾和问题,无不与历史的纠葛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有多少?或说历史能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什么?正是为了解读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应邀参加本专栏讨论的作有在国际学术界声明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尽管他们的地位和视角不同,观点差异很大,但思考的主线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经验问题,每一篇章都不乏予读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这组章会给“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学界朋友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恐怕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对历史的超越。而重新认知和梳理东亚的历史,或许正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     

从生态文化角度看苏州民俗

生态学关于生态食物链的概念启发了民俗文化的研究,在民俗文化与区域文化特色的生成和民俗事项传承间有着深层的相关性,苏州民俗自古以土风清嘉著称,生态性特征突出,所以从生态文化角度看苏州民俗的地域特点,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议“京”之初义非神农宗庙

2007年3月去看望好友甘肃省博物馆的祝中熹先生时,他送给了我几本《陇右文博》。在翻阅中有幸读到了于祖培先生《‘京’字初义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历史影迹——宁县庙咀坪遗址浅释》一文,很受启发。于先生从文字的初义去研究历史文化不失为一种有创意之方法。我相信依此法再参照文献及考古材料定会解破一些历史文化之谜。不过于氏在该文中所表述的“由是则知庙咀坪古名叫‘京”’。“现在‘京＇‘姜’二字音、形的破解。表明我国在神农时期已有了成型的复杂文字”,“京是宗庙”,“《说文解字》‘人所为绝高丘也’依稀反映了‘京’原为宗庙神舍这类人工建筑的历史痕迹”观点等。鄙人不敢苟同。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     

卢圩看炮龙

炮“龙”这项卢圩人喜爱的春节狂欢活动,从古镇开始兴盛的明代就有了,几百年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据说约在1664年,卢氏三兄弟因为谋生,由广东水花门楼搬迁到宾阳卢圩,由于他们的家乡有在正月十一舞龙的民俗,所以有了家底后的卢氏长者便把这一习俗移植到宾阳并结合了当地的壮族文化,形成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炮龙”。[编者按]     

关于涂鸦的那些事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涂鸦中心由费城转移到纽约。纽约数十条贯穿“五区”的地铁线,成了涂鸦艺术家的竞技场所。到了70年代中期,一种生动的涂鸦文化和地下秩序慢慢建立起来。那些涂鸦者,成就了上世纪纽约涂鸦艺术的风起云涌。从曾活跃在纽约街头的涂鸦画家艾尔伯特身上会发现,无论从哪方面审视——诸如涂鸦个体体验所必备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艺术想象力与创造性,乃至与之对应的公民教育、艺术教育,以及公共空间的建立等——中国的涂鸦艺术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倔强老人孙大光——《孙大光文选》序言

大光同志与我同庚,都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夕1917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随后入党。这时大光在上海已是团省委巡视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初中,16岁从家乡安徽到上海当学徒,17岁起就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而由上海到广东,由广东到川贵,由川贵转到东北,长期战斗在党的地下工作战线上。长春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直到1948年,他才回到解放区党的干部队伍。 20世纪50年代我们都在工交部门做负责工作,但没有来往。1964年,大光任交通部部长,当年大概是最年轻的部长,这…     

胡适与杜威比较研究

关于胡适先生究竟从他老师杜威那里继承了多少思想,恐怕既不能根据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视胡适从杜威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皆是“枝节末流”。现在,真正需要我们弄清楚的是：一是杜威哲学是西方传统发展的历史结果,不是美国工业社会的精神产品;二是胡适的文化解释学。这种解释学一定具备三个因素：     

聚焦齐家文化

探索华夏文明 自从2010年独自西北访古以来,我每年夏天都来寻找铜踪夏迹,探索华夏文明之源。今年有幸参加“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旧地重游,感受常新！早已有人指出齐家文化可能是夏文化,但还没有人进行系统有力的论证。《河西走廊与华夏文明》有专章论述齐家文化和华夏之关联,《夷夏先后说》亦讨论了齐家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可能性。最近五年,我多次到西北调研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之关联,从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和神话传说四方面找到了许多证据。通过此次多学科综合调研深受启发,对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之关系有了立体的认识。基本上可以肯定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齐家华夏说》将进行系统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