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名人效应”卖蒲葵扇

《晋书·谢安传》里记载了一则有关谢安以其名人效应促销蒲葵扇的趣事。东晋时期，一个在中宿（今广东清远县）做过县官的人来到京师建康（今南京），想从建康辗转返回家乡。在京师时他去拜望了一位同乡，就是当时赫赫有名、容貌俊雅、潇洒风流的东晋名士谢安。谈话间，谢安问同乡返乡的盘缠够不够，     

淝水之战时与谢安围棋者“玄”为张玄而非谢玄

正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中,为了安定军心,司徒、征讨大都督谢安通过与"玄"围棋来显示他的超群镇定。《晋书·谢安传》:"(苻)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     

正史中“建邺(建业)”应为“建康”举正

《建康实录》开篇云:“建康者,本楚金陵邑,秦改为秣陵,(东)吴改为建业,晋愍帝(司马业)讳业,改为建康。(东晋)元帝即位,称建康宫,五代仍之不改。”《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建邺”条:“本秣陵,孙氏改为建业,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邺,改‘业’为‘邺’……愍帝立,避帝讳改建邺为建康。”《晋书》卷五《孝愍帝纪》:“秋八月癸亥,刘属等达于扬州。改建邺为建康,改邺为临漳。”但诸正史中都有很多对建业、建邺及建康的混用,限于篇幅,兹举数例如下:1.“徐道覆闻毅将至建邺,报卢循曰:“刘毅兵重,成败系此一战,宜并力距之。”…     

王隐家世及其《晋书》

王隐家世及其《晋书》曹书杰唐以前修晋史者,文献所载凡２４家,传至唐者１９家,其中以王隐《晋书》影响最大,后修晋史者多所取从,唐《晋书》所载西晋及东晋初年的人物故事,多史源于此。所以,王隐《晋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令人遗憾的是,在今人的有关...     

三国时江夏郡应属有钟武县

<正> 《晋书》卷四六《李重传》及卷五七《张光传》,皆言为江夏钟武人。《晋书》卷一五《地理志》,江夏郡所统七县中竟无钟武县,与两《传》不符。据《李重传》所载,重于“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永康为晋惠帝年号,只有一年,为公元300年。由这     

石城画廊 东山再起

东晋谢安（３２０－３８５年），年青时便名闻朝野，朝廷征他为官，他屡辞不就，隐居会稽东山。谢安到建康后，怀念会稽东山，他仿照故居式样，在今江宁县东山镇土山兴建别墅，常去休憩饮宴，土山因此也就改名为东山了。４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３８３年），前秦国主苻坚...     

读《南史·王琨传》札记

关于王琨其人，《南史》卷二十三、《南齐书》卷三十二及《建康实录》卷十六均有传。我为什么单单选择读《南史·王琨传》呢？这里因为《南史·王琨传》关于王琨的记载较其余二者为详。特别是关于王琨出生时的情况、王琨的个性特征及为官表现等方面的记载，都有超出《南齐...     

光绪年间的温峤墓保护轶事——《新京备乘》辑者陈乃勋之父陈麟书与南京的文物保护情缘

<正>关于温峤归葬之地的争论温峤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他与王导、庾亮、阮放、桓彝并称为"中兴名士"。东晋初年,他在稳定朝廷纲纪,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中,功绩卓著,彪炳史册。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夏四月,温峤因拔牙中风而卒,年仅42岁。其归葬之地一直为史学界所争论。《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载,温峤"初葬于豫章",即今南昌。此后围绕温峤是否迁葬建康有两种观点:一是"未迁葬"说。《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载:"后朝廷追峤勋德,将为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将军峤忠诚著于圣世,勋义感于人神,非臣笔墨所能称陈。临卒     

严可均辑佚方法初探

严可均是清代的校勘学家、金石学家、辑佚学家,一生所辑佚书共有四十多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七百四十六卷则是其代表作.本文试图就《全文》来探索其辑佚方法.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条:(一)缀合法同一段文字散见于几种书,由于种种原因,各处均有脱漏、删节者,可均根据上下文义把它们缀合成一篇.例:《全晋文》卷七十一皇甫谧《让征聘表》,此表原见于《晋书》本传、《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各有删节,现转录如下:     

读《钱神论》书后

我所读过的以《钱神论》为题的文章,共有四处。一为《晋全文》卷五九所载,作者为成公绥,是魏晋时人,大概与篡魏建晋的司马昭同时,《晋书·文苑传》亦有成公绥传,但未载此文。二为《全晋文》卷——三所载,作者名鲁褒,是河南南阳人,大概和西晋末年惠帝同时。三、四两篇都是鲁褒《钱神论》的缩写,一见唐人撰的《晋书·鲁褒传》,一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我所见,司马光缩引的《钱神论》最好,可说是一篇很好的时事杂文。     

论谢安

谢安(320—385),是东晋时期与王导齐名的宰相。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王导、谢安,皆社稷之臣也。”谢安善于处理复杂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稳定政局,使南方经济得到继续发展,特别在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更显示了杰出的才干。史家说他是东晋“赖之以晏安者”,并非全是溢美之词。同时,还赞誉他有胜于王导。谢安的活动,对东晋中期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双面”王导

正王导(公元276—339年)是东晋初年的三朝元老,晋元帝司马睿能在江南建立起偏安小朝廷,与王导的拥戴、辅佐是分不开的。西晋末年,内忧外患,变乱频生。王导眼见"天下大乱"(《晋书·王导传》),与当时的琅邪王司马睿深相结纳,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司马睿对王导也是"雅相器重,契同友执"。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多次劝告,离开了京都洛阳,出镇长江南岸的建康,远远地躲开了中原这块是非之     

《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注——兼论《竹林七贤论》的文献价值

竹林七贤是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东晋初年孙盛著《魏氏春秋》,称谯郡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较早将竹林七贤事迹撮集成专书的,有东晋戴逵所著《竹林七贤论》.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多次拒绝朝廷征辟,事见《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林七贤论》二卷,晋太子中庶子戴逵撰”.该书《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亦     

常州“东山亭”史话

正东晋时,家居京城建康(今南京)乌衣巷的宰相谢安,在强敌入侵、国家危难时刻力挽狂澜,勋名定晋。这一事件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唐大历九年(774),常州刺史独孤及在州治南约二里的荆溪对河,取谢安"东山"之号筑东山园、建东山亭。之后贞元八年(792),继任常州刺史韦夏卿增筑,写下《独孤东山记》;元和八年(813),常州刺史孟简修葺园亭,属僚李绅作《毗陵东山·并序》。及至北宋景祐年间,司马光又写下咏"东山亭"的名篇。本文按时序,     

慕容魔时期“谋主”黄泓籍贯考

通过将《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与《晋书·黄泓传》、《晋书·慕容魔载记》、《资治通鉴》卷88建兴元年（313）条相关史料对勘,作者认为《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中记载的“卢江黄泓”与《晋书·黄泓传》中的“字始长,魏郡斥丘人也”的“黄泓”应当是同一个人,在黄泓入燕之前的籍贯应为“魏郡斥丘”,属司州。此人归附慕容魔之后,是先为“谋主”,后为“参军事”。     

唐修《晋书》时间考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贞观年间所修诸史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官修史书。但关于它的修撰时间,却历来众说不一。《旧唐书》的房玄龄、令狐德棻传,称贞观十八年始修,二十年完成。后人多取此说,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二,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等。余嘉锡据《唐大诏令集》、《唐会要》中的《修晋书诏》日期,认为贞观二十年始修《晋书》,修成时     

《晋书》校勘二则

一《晋书》 (中华书局标点本 ,下同 )卷七八《孔愉传附孔坦传》云 :“咸康元年 ,石聪寇历阳。王导为大司马 ,讨之 ,请坦为司马。会石勒新死 ,(石 )季龙专恣 ,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按诸史实 ,此叙述讹误。(一 )晋咸康元年 (公元 335年 ) ,“寇历阳”的是石虎 (石季龙 )而非石聪 ,《晋书》卷七《成帝纪》载 :咸康元年四月 ,“石季龙寇历阳 ,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 ,以御之”。又同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下》载 :咸康元年 ,“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 ,临江而旋 ,京师大震。”同书卷六五《王导传》亦载 :“石季龙…     

六朝“西州城”史迹考

“比官□记”砖铭西州,是六朝时代扬州的州治所在,西州城亦即古扬州城。扬州在西晋之前治无定所,西晋永嘉年间（３０７－３１２年）中,州治始定于建康（今南京）。《晋书·地理志》曰：“扬州合统郡十八,县一百七十三,户三十一万一千四百。”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苏、安...     

竺法济《高逸沙门传》索隐

《高逸沙门传》为东晋竺法济撰著,是书出自《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本在唐前已无多见,兹辑录佚文十三则。作为僧人类传,《高逸沙门传》有意彰显沙门之高逸情怀,它一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世说新语》的弘教宗旨,另一方面促成了《世说》的文本建构,同时亦为慧皎《高僧传》的最后完成提供了重要素材。《高逸沙门传》虽存吉光片羽,却因其推动六朝僧传走向繁荣,从而在佛教文献学中占有一席之位。     

喜读新作《六朝都城》

关于六朝都城建康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有朱希祖、朱侯父子和刘敦桢等前辈学进行过探讨。但是,由于六朝人留下的第一手史料较少,除正史外,仅在六朝的学作品和笔记小说中有一些记载,或散见于唐宋的类书和地理书籍之中。有关的专史,只有唐人许嵩追记的《建康实录》以及南宋人张敦颐所的《六朝事迹编类》二书。现存的有关方志,最早的也不过是南宋末年的《景定建康志》。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有关遗迹和遗物等实物史料,除陵墓以外,也很贫乏,迄今尚未发现与建康城址所在地及其变迁的直接有关的资料。因此,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有着相当的难度。